湖北何以成为辛亥首义之区(3)
辛亥革命网 2010-04-10 00:00 来源：一元一 作者：冯天瑜 查看：
湖北党人并未产生著名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但他们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即所谓“鄂省党人，耻声华，厌标榜，木讷质直”。他们不企求以壮烈的一死去耸动视听，认为吴樾、王汉那种“十步之内，血火红飞”的“暗杀主义”不足以成大事；他们不屑于以华丽的言谈文字去博取虚名，也没有像同盟会的某些领导人那样急于求成，而是走着一条更加艰苦踏实的道路：长期深入下层，运动会党，发动新军，不厌其烦地从事具体的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
湖北党人埋头苦干的韧性战斗精神，最突出地表现在他们艰苦深入地从事新军的发动和组织工作上。武昌首义成功的关键，正在于党人扎扎实实地抓了枪杆子，而且成效卓著。这是其他各省党人甚至同盟会总部所不及的地方。
刘静庵、张难先等先后投马队营、工程营为兵，开党人入伍的先河。杨王鹏原在湖南入伍，因发动革命被驱逐，又到武昌入陆军四十一标三营为兵，以一介书生，长期过着艰辛的行伍生活，冒着巨大的危险，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又如留日学生刘尧亦入新军当副兵，做了出色的组织工作，以他单薄的身体，本难以坚持卒伍生活，但他志在大举，“欲为大汉复仇，虽汤镬弗惧，遑恤苦也”。这些青年知识分子鄙视功名富贵，放弃舒适生活，长年在新军下层活动，粗衣恶食，历尽艰辛。当革命需要献金时，他们可以典卖全部私产；当革命需要献身时，他们悲歌慷慨，义无反顾。高风亮节，令人景仰。
湖北党人的宣传舆论工作，也以踏实深入为特点，中心点在“救亡”。“拯救民族危亡"的号召，在列强欺凌，政府卖国求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最能拨动各阶层民众的心弦。当人们的民族解放意识一旦觉醒，就会爆发出无可阻遏的力量。新军之所以能实现"抬营主义”（即整个部队成建制地争取过来了）；散漫的会党之所以能发动起来；市民愿为党人慷慨解囊；武昌起义后，参军的青壮年顿时达数万人之多；阳夏战争中，汉口市郊农民主动扒掉铁轨，阻止清军进犯，刘家庙之役，民众揭竿而起，协助民军痛击清军，武汉三镇市民向革命军送糖食水果，煨肉汤送上前线者，不绝于途……。这一切，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湖北党人多年来所做的“促睡狮之猛醒”的鼓动工作。
善于把握时机，掀起革命高潮，也是湖北党人熟用的斗争策略。如杨度游说铁路国有，湖南饥民抢米风潮，汉口人力车夫被英水兵打死等事件，都被党人紧紧抓住，作为发动各阶层群众的良好契机。特别是在保路风潮中，许多党人参加群众集会，发表演说，痛斥清廷卖国，有的当场斩断食指，挥写血书，翌日各报莫不竞载此种爱国断指消息，人心为之振奋。辛亥年间，詹大悲、黄季刚、何海鸣在《大江报》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亡中国者和平也》等富于煽动性的文章，指出“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倡言推翻现存的清朝统治，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当局恐慌万状，查封《大江报》，逮捕詹大悲、何海鸣，更激起群众怒火，整个武汉三镇的革命气氛达到了爆发点。
因为湖北党人的汗水和碧血凝结成深厚的根基，因为他们乘势待时，筹之有素，所以，尽管在起义前夕发生了不测之变，然而，革命士兵发挥了主动精神，在领导机关被破坏的情形下，使起义基本按计划举行，而且一声枪响，各营并起，一夫左袒，三军尽甲。经一夜激战，即攻克督署、藩署等衙门，进而攻克汉阳、汉口，击溃张彪、荫昌的反扑。以后又与袁世凯、冯国璋的北洋军展开武汉争夺战，相持于大别山（龟山）麓、长江汉水之滨，阻止了清军的南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使得除直隶、河南、甘肃以外的南北各省纷纷"易帜独立"，老大的清帝国终于皇冠落地。
在武昌首义中，党人所显示出来的实力，已不是徐锡麟策划光复军起义、熊成基安庆举事、倪映典发动广州新军暴动、黄兴领导黄花岗之役所能比拟的。这当然离不开全国革命形势的成熟，四川保路风潮对清廷注意力的吸引，离不开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指导，也与外省支援相关（如湖南派遣部队参加抵御北洋军的"阳夏之役"），但湖北党人前赴后继，进行长期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则是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辛亥武昌首义的金字，是由湖北党人的胆略、献身精神和脚踏实地的活动铸造出来的。
张之洞治鄂以来聚积的物质力量--近代工业、新军、新阶级和新知识阶层，在湖北党人辛勤不懈的努力下，一并转变为向清朝发生统治危机的区域猛然打击的铁锤。清廷整个统治链条随之解体。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大厦终于轰然崩坍。
以武昌起义为高峰的辛亥革命，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更加复杂错综的一页。无论以后的历史出现怎样的曲折和回流，然而，辛亥志士那种“使我国民主自由独立之国旗，高飏于灿烂庄严之新世界”的宏伟理想，却永远激励着后来者奋斗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