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何以成为辛亥首义之区

　　公元１９１１年１０月（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晚，湖北省城武昌爆发了大规模的新军起义，通往湖广总督督署的几条街道枪声大作，继而炮声隆隆。翌日清晨，武昌黄鹤楼警钟楼顶飘扬着一面深红底色的九角十八星旗。“武昌为革命党占领”“湖广总督瑞弃城”，这些惊人的消息顿时飞传大江南北、五洲四海。早已如同一堆干柴的中国大地，因这星星之火而立即腾起熊熊烈焰。

　　自１８９５年兴中会员陆皓东广州举义开始，十几年来革命党人先后在广东、云南、安徽、湖南等省举行过多次武装暴动，但就规模和所取得的成就而论，都不能与武昌起义相比拟。武昌起义首次夺占了一座省城，首次建立起完备的、行使了职能的革命政权，在全国人民面前活生生地树立起推翻清王朝和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将以孙中山为首的全国各地革命者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推向辉煌的高峰。因此，这次中国历史上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就以武昌起义爆发的辛亥年命名，而武昌起义也理所当然地被称作"辛亥首义"。

　　武昌首义事起仓促，带有很大的“猝发”性质。但这次起义能够吸引那样众多的新军士兵参加；刚刚成立的湖北军政府能够立即拿出一系列文告，将革命宗旨宣布天下；武汉三镇及湖北各府县民众能够那样迅速而热烈地起来响应革命；湖北民军在湖南等省的支援下，有力量同前来讨伐的精锐的北洋军周旋于江汉之滨、龟山之麓达四十余天，从而为各省“易帜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一切则无法用“偶然性”一言以蔽之。当我们考查１９世纪末叶以来湖北出现的新的经济土壤、新的社会阶级和社会思潮，追溯湖北革命党人在长达十年的期间，遵循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在乡邦所作的英勇而坚实的努力，便会发现：武昌首义决非一只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

　　后期洋务建设的中心地区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步步进逼，其锋芒所及，由粤、闽、江、浙等沿海地区渐入腹地，而号称“九省总汇之通衢”的湖北，成为列强争夺的重点。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开始，湖北逐渐由深处堂奥、风气古朴的内地省份，演为“商贾辐辏，白皙人种联翩并集”的列强势力圈竞争之中心点。

　　西方殖民者对湖北大举渗透，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一）开商埠，设领事，向华中腹地打入楔子；（二）圈占租界；（三）设立银行，控制金融；（四）兴办工厂，输出生产资本；（五）辟航道、筑铁路、控制交通；（六）西方列强对湖北不仅进行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而且还配合以传教为主的文化渗透。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湖北不仅是帝国主义列强渗透的重点，而且也成为清朝洋务建设的一个新中心，这使得湖北跻入“开风气之先”省份的行列。

　　洋务派的后期代表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年），于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出任湖广总督，此后，直到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晋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以前，除两次短期署两江总督，一次入京编纂学堂章程外，一直督鄂，在近二十年时间内主持了耸动中外视听的“湖北新政”：（一）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二）建立近代文教设施，大量派遣留学生；（三）改革军制，组训新军。在此期间，李鸿章的北洋势力经过甲午战争的沉重打击，其赫赫势焰大见低落，而张之洞在华中地区惨淡经营的"新政"的诸方面，更为举国朝野所瞩目。

　　经过将近二十年的惨淡经营，“费无量数之苦心，经无量数之痛苦，铢积寸累”，湖北终于以一隅之地，耸中外之视听，成为与李鸿章、袁世凯控制的北洋系统相并列的又一个洋务建设新中心。张之洞的势力亦“由武昌以达扬子江流域，靡不遍及”。

　　张之洞督鄂前夕，湖北除西方列强为出口服务建立的一些加工厂以外，大量存在的还是设备简陋、规模狭小的手工作坊。１９世纪末期，湖北大地首次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开设的规模宏大、带有近代色彩的工矿企业。机器的使用，标志了生产领域里的一个全新的技术变革。湖北制铁厂尤为令人瞩目，它那“烟囱高过大别山（龟山）”的炼铁炉，"其机力之宏大，运动之灵巧，火力之猛烈，迥非向来土炉人工所能到"，它不仅是中国第一钢铁联合企业，而且还是远东最早的现代化钢铁厂。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五月，铁厂出铁之日，“上海洋报馆即日刊发传单，发电通知各国”。连一些外国资产阶级也惊呼：汉阳铁厂的崛起，“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

　　“湖北新政”的另一大项--兴办具有近代色彩的文教事业，就张之洞的本意，当然是为洋务事业培养人才，但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个不同于中国旧式士大夫的知识分子队伍。

　　大批新式知识分子，从支撑清廷半壁江山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兴办的学堂和派遣的留学生中源源涌出，其中许多人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这当然大出乎那位"文襄公"的预料之外。据张继煦后来说，１９０６年冬，张之洞奉诏入京陛见，黎明在朝房与军机大臣王文韶遇，王偶语张在湖北办教育为天下先以誉之。张自诩其重大者为派学生东渡，开办文武高等及方言学堂。王冷笑，从袖中取出《湖北学生界》一册给张看。张阅数页无语。下朝后，即电嘱鄂督以后少派学生出洋，并下令将《湖北学生界》的主要撰稿者刘成禺、张继煦等电调回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