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何以成为辛亥首义之区(2)

　　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对于湖北大举兴学及派遣留学生，也颇怀隐忧。１９０７年，端方由湖北巡抚调任直隶总督，入京晋见时，慈禧对端方说："造就人才的是湖北，我所虑的也在湖北。"而几年以后的事实，证明了慈禧的嗅觉是十分敏锐的。

　　"湖北新政"的又一大项--新军编练，造成了一支前所未见的新式军队。

　　组练新军是张之洞的“身心性命之学”。他整军经武，为的是“执干戈以卫社稷”。这里包含着保卫祖国的意义，但更主要的是企图用近代军事技术维护封建制度和清王朝，使之在“内忧外患”交迫中不致倾倒崩溃。然而，同“兴实业”、“办教育”一样，张之洞苦心经营湖北新军，也走到了他的主观愿望的对立面。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分子成为武昌首义的发动者，士兵的多半在起义爆发后站到革命党的一边，而且，由湖北新军派往各省“代练新军”的人员，许多都成为该省响应武昌起义的重要人物，如新疆的杨缵绪、东北的蓝天蔚、贵州的赵德全、陕西的李载煦、广西的吴元泽、云南的梅治逸等。

　　湖北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及其特点

　　２０世纪初叶，中国民族资本初具规模的地区，一是江浙，二是广东，三是湖北。湖北之所以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与湖北民族资本的形成，有着内在联系；而辛亥武昌首义从酝酿、爆发到失败所呈现的独特格局，正体现了领导这次运动的幼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特征。

　　１９世纪末开始形成起来的湖北民族资产阶级，由于经济实力的差异及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关系的不同，又区分为上层和中下层这样两个阶层。

　　以宋炜臣为代表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是在封建势力的庇荫下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这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宋炜臣不同，由买办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刘歆生，走的是依赖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势力的道路。

　　至于吕逵先和徐荣廷，则另有特色。他们一方面经商，另一方面以更多的精力从事政治投机。如《武昌保安社绅实录缘起》谈到吕逵先，是这样说的：“地方行政疑难解决者，君致片语，即折纷事”；而徐荣廷则由于是黎元洪的“拜把兄弟”，在辛亥革命后，不仅担任了武昌商会会长，官钱局总办，而且还从大维公司手中，强行夺得丝麻四局的承租权。黎元洪任大总统后，徐荣廷更混迹于官场，以湖北四局总办、黎元洪家乡富绅、总统拜把兄弟身份进京，长住总统府，并由黎元洪介绍认识了徐世昌、张作霖等。

　　宋炜臣、刘歆生尽管同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但由于他们发展的道路有异，因此，政治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以宋炜臣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的经济势力，是在封建政权的羽翼下发展起来的，尽管他们和封建政权也存在着矛盾，但远远未达到尖锐化的程度。因此，他们并不赞同"打倒它所十分感恩的国王政权"，也不想打倒他们所“往往梦想厕身其间的贵族”。他们的政治态度，与１９世纪中叶德国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逢迎、胆怯的表现颇有相似之处，而与具有无畏的、强烈革命风貌的法国资产阶级比较起来，则大为逊色。

　　以刘歆生为代表的一部分由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由于与封建势力联系较少，受世界资本主义影响较深，因此具有较为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对于中国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有利于资本主义变革的活动，常常持赞同和较为积极的态度。例如，在保路运动中，刘歆生就曾被推选为“湖北商办铁路协会”的副会长，领导拒款运动，甚至为此受到清政府“严斥”。在立宪运动中，刘歆生也较为积极地投身其间，成为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君主专制的“湖北宪政同志会”成员。但直到此时，宋炜臣还对挽救清廷抱着一丝幻想。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５日，商务总会开会筹议重建汉口市面办法，宋炜臣发言云：“汉口也惨遭兵燹，应行重建，然财政颇为困难，莫如请黎副总统转请大总统与清政府开正式谈判，以其内帑赔偿汉口之损失，方以善策”。以后，宋炜臣又与袁世凯建立联系，彼此“互通声气”，宋因此“取得道台头衔”，后又“拥袁称帝最力，并因替袁各方疏通说项，耗费甚巨，私人已有亏空”。

　　武汉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与上层相比，人数较多，其社会基础也比较广泛。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政权的联系不太密切，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上，受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多方面的阻挠和压制。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他们一方面不得不努力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建立联系，以期获得"保护"，另一方面，又本能地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因此，比起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来，中下层资产阶级较富于革命性。

　　辛亥革命首义以后，汉口商团和武昌保安社的成立和行动，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主动地承担维持首义之区地方治安的任务，帮助军政府稳定局势。阳夏战争中，汉口商团又担负起后勤工作及战地救护工作，部分商团团员甚至“荷枪助战”，瑞澂电告清廷“武汉军民同变”，正反映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武汉各阶层民众欢迎革命到来的热烈情景。

　　湖北革命党人艰苦卓绝的发动工作

　　１９、２０世纪之交，湖北出现了近代大机器工业，形成了新的阶级和新的知识阶层，建立了具有近代色彩的军队。这一切，都为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必不可缺的前提和基础。然而，这种先决条件并不能自发地变成对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打击力量。使上述物质基础活跃起来、沸腾起来，并朝着反清革命的方向运行，必须有催化剂起作用。而湖北党人比较自觉地担负了这个“催化剂”的职责。

　　湖北党人的活动不是孤立的，它是以孙中山为领袖、以同盟会为主要组织的全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湖北先后出现的多种革命组织，无论与同盟会领导中心联系的紧密程度如何，却无一不景仰孙、黄的，他们没有提出过什么独立的政治纲领，基本上都是接受并宣传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的思想，以此号召群众、组织群众。共进会的领导者孙武甚至还冒称孙文的弟弟，在群众中造成很大影响。武昌首义后，群龙无首的革命党人都热切期望黄兴前来主持一切。这些都说明，湖北党人同当时各省党人一样，如水之赴壑、江之汇海，齐集于孙中山民族、民主的革命旗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