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研究综述(2)

　　其次是有关会党史研究的工具书、专着相继出版。由魏建猷主编的《中国会党史论着汇要》于1985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1983年底以前国内出版和发表有关会党史的论文、着作、资料近900种，辛亥革命时期的内容，约占一半左右，大部分论着都作了内容提要，是研究会党史必备的工具书。蔡少卿所着《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于198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着名历史学家戴逸为之作序，该书全面、系统地揭示了近代中国的秘密社会及其历史演变，对哥老会的源流、自立军起义、会党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会党的离合、南洋华人中的秘密会党等均有系统的阐述，是我国当代研究中国近代会党史最有影响的一部学术专着。此外，我国台湾省于1981年出版了庄吉发所着《清代天地会源流考》，专章介绍了天地会与清季革命运动，运用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军机处档案，资料翔实。同年又出版了庄政所着《国父革命与洪门会党》，着重探讨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会党的关系，全书征引了中外文书籍170余种，是一部专为研究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学术专着。

　　复次是论文的撰稿数量与日俱增，质量明显提高。直接推动会党史研究深入发展的是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和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召开，而中国会党史研究会在此基础上又分别于1984、1988年连续两次组织了中国近代会党史学术讨论会，把会党史的研究推向了高峰。而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研究的论文占有相当的比重。从发展的趋势看，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内容不仅涉及会党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功能等主要问题；而且与会党相关连的下层群众的抗捐抗税斗争、自立军起事、萍浏醴起义、抢米风潮、孙中山和黄兴领导的东南沿海武装起义、保路运动等等都有不少文章论及。与此同时，有关会党区域性研究、各会党组织的研究、会党领袖人物的研究等均有所加强。

　　二、会党研究的主要分歧

　　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不满足于一般史料介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争鸣的气氛比较浓厚，在会党研究的学术园地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现将有争议的几个问题概述如下。

　　1.会党的成分和性质

　　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四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会党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援引大量文献资料加以说明，例如《鄂州血史》中有"散则为民，集则成伙，当时之所谓"会匪，实际上都是人民"的记载；《浙案纪略》在谈及会党成员服从统领命令的情形时亦有所谓"会中兄弟"一闻命"市者无不弃筐笞，耕者无不弃耒■"的说法；萍浏醴起义中，反革命方面一片惊呼，一则说"此间乡民，兵到即民，兵去即匪，可恨之至";再则说"萍醴至宜万一带，到处皆有伏莽，平日昌言无忌，兵到则散为民，兵去又结为匪。"因而得出结论："会党的基本群众是小生产者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李文海：《辛亥革命与会党》《教学与研究》1961年第4期。）有的同志进一步提出，应当对会党的成分作更具体的剖析，"四川会党的主体是农民、城镇平民等下层劳动群众。"（隗瀛涛、何一民：《论同盟会与四第会党》《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35页。）虽有"一部分散兵游勇、流氓无产者"参加，而"农民占85%以上".浙江的会党分成两类，"第一类即以农民为主体的会党在浙江是多数，第二类即以游民为主体的会党，他们的基础仍然是农民或其他小生产者。（胡国枢：《辛亥革命时期的浙江会党》，《杭州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鄂北江湖会也"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并包括手工业工人、小商贩、士兵和无业游民等成分的会党。"（陈辉：《辛亥革命时期的鄂北江湖会》《江汉学报》1961年第4期。）因此，会党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劳动群众的秘密结社。第二种意见认为，会党的主要成分是无业游民。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同样援引大量文献资料加以驳难，如《中国秘密社会史》中有云："湘勇撒营，穷于衣食之途，从而组织团体，于是哥老会始盛。"另一本民国元年出版的《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亦云：哥老会"谓随所至可得衣食，以故无业游勇趋之若鹜。"再者，会党的隐语、暗号，也多数带有江湖习气，会党成员之阁会晤问答，常有"茶碗阵",意味着一般往来在茶楼酒馆。又哥老会的首领在四川称"舵把子",名派自立"码头",表明它们的江湖气息，不象农民的习性。共进会将同盟会的"平均地权"纲领改为"平均人权",更足以说明会党不是农民的结社而是游民的团体，因为"游民大多数虽来自农村，但和农村的关系已日渐疏远，他们关切的已不是土地，而是要争取摆脱社会地位低下、不齿于编氓的卑贱处境".（林增平：《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会党和农民》《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1期。）从各地的情况看，也是如此，广东会党"其骨干分子，主要是游民无产者，而不是农民群众".（陈剑安：《广东会党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页。）江西会党其"基本成分或骨干力量，则是长期脱离生产的无业游民，即流氓无产者。"（杜德风：《怎样看待李烈钧镇压江西会党》《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还有的学者进一步从社会学的角度剖析会党的构成，认为愈到后期，游勇游民愈益增多，因此，近代社会畴形的经济生活使会党日益成为游民阶层的集合体。（陈旭麓：《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学术月刊》1985年第7期。）第三种意见认为，会党的主要成分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无业游民。他们提出，毛泽东当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把"三合会"、"哥老会"等一类秘密结社看作是以"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为主的组织，反映了近代会党的发展，是同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是"符合当时这个组织的实际情况的"（吴雁南：《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贵阳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还有的同志进一步指出，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与无业游民还是有区别的，二者不能划等号，尽管无业游民在会党中占有一定的比重，但相对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来说，无业游民再多也只能是少数。第四种意见认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因而会党的成分随时间、地区的不同而有不同，在农村中的会党，农民成分多一些；在城市中则贫民和游民多一些；在中国近代社会前期，农民和手工业者居多数，愈到后期，游民成分愈多，不能笼统地说，会党的成分主要是农民，或主要是游民，或主要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因此，"会党没有统一的阶级属性，它只是一种被统治的社会集团所组成的秘密会社，不同的阶级在各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抱着各种不同的政治动机去利用这种秘密会社".（石羊：《关于会党问题的讨论》《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