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及其实质(4)

辛亥革命网 2010-09-29 00:00 来源:中华文史网 作者:郭世佑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在辛亥革命史研究这一全球性的学术园地里,海内外各方学者之间的分歧似乎当首推关于革命结局的估价与革命性质的确认。 ,辛亥革命的历史结

  三、革命的实质

  近20年来,随着海内外学术交往的增多,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一度成为许多中外史家所关注的焦点。关于"资产阶级"的概念使用与清末资本主义发展水准的判断似乎已不再成为海内外学者在辛亥革命性质对话中的主要障碍,关键在于判断革命性质的标准问题。所谓革命的性质,是指革命的实质或本质内涵。除了台湾学者外,我国绝大多数学者都把辛亥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虽然不是资本家出身,但他们已经从思想上转入资产阶级阵营,他们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第二、革命者所要创立的民权政治来源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也反映着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与政治要求;第三、辛亥革命恰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开辟了道路。

  笔者也曾服膺于此论。近年来,经过进一步推敲,笔者主张从革命的具体目标与实际效果为依据,重新把握辛亥革命的性质或实质。与其说辛亥革命主要是阶级利益与阶级关系的变动,还不如说是国内民族关系与国家政治体制的重大变动,是国内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结合。

  自从英、法联军攻占京师和火烧圆明园之后,特别是《中日马关条约》之后,清朝统治阶级的改革或社会新生力量的暴力举动(包括孙中山的武装反清与康、梁师徒的武装勤王)都在程度不一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20世纪的前10年,既是孙中山坚苦卓绝地谋求反清的10年,也是清朝政府谋求"新政"的10年。在此期间,清朝统治者谋求发展资本主义的主观意图比较明确,措施也不少,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也并不缓慢,如果将辛亥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作为主要依据之一,那么,就需要对也在谋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革命对象清朝政府作出准确的定性分析,它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政权?辛亥革命的革命性究竟主要体现在哪里?如果说清朝政府还是一个维护小农经济的"封建"政权,显然不妥,一切都在变化中。如果既承认清末"新政"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又以辛亥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为由确认其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那么,辛亥革命的革命性与必要性岂非需要大打折扣?

  我国史学界曾经充分地注意到思想主张或救国纲领的阶级性,但容易忽略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性。且不说满汉矛盾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制约是如果显着,也不论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角色与思想意识在中外民族矛盾的大背景下是否已分化得使人一眼就能认出,至少从曾、左、李引进"器物",到康、梁等引进制度,从康、梁引进君主立宪制,到孙中山等人引进民主立宪制,他们首先是将引进之物作为救亡手段来考虑,其阶级意识并未泾渭分明。与其说几代人向西方学习的内容与实效都反映或取决于阶级属性与阶级力量的变化,还不如从认识论的角度去探求"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过程是如何由浅入深的。再说,从人类民主政治理论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中经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到向往"代议制共和国"的康德,思想家们主要是在结合不同时期的经验性知识,从学理上探究如何克服人性的弱点,完善人类政治体制,尽管有关探究与思想家们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时代条件不无关系,但未必都像唱双簧那样,直接对应于作为有产者的资产阶级,许多严谨而优秀的思想家首先是基于人类整体命运与个人的学术认知,而不是羡慕资本家的财富及看重其政治利益去讨好式地发表见解。人类许多优秀思想主张的纵向承继关系往往容易被反映论所遮蔽。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就是从吸收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意念出发而不是从本国资本家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出发来选择民主立宪制的。他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机会上还说"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稍后还提出"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除了应当指出这位革命领袖的判断失误以外,也许还应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把握时代潮流的孙中山本人并不承认他就是这个总想发家致富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在实际上是否代表着这个阶级的利益,则有待确证。

  在西欧,"在封建的中世纪的内部孕育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它进一步的发展中,注定成为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这就是市民等级。……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地、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尽管勉强类似于西方"市民等级"的社会群体在进入近代之后也姗姗来迟,但迟至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从革命精英到一般民众,平等和人权并未成为一致的政治要求,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大概不仅仅取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已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广大绅商就只赞同梁启超倡导的君主立宪制,并不赞同以暴力反清为前提的民主立宪制。前者之于君主立宪制的呼唤,也并非出于对人权的自觉,而是谋求富强。关于平等、人权等概念,且不说革命领袖孙中山等人究竟宣传过多少,至少认同此义的革命者就不多,遑论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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