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及其实质(2)
辛亥革命网 2010-09-29 00:00 来源：中华文史网 作者：郭世佑 查看：
同盟会骨干汪东的一段回忆也能说明问题。他说："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依据，这样就使当时的士大夫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震动。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祖父住在镇江府训导衙门里。我祖父已将近八十岁了，常常严厉教训我们不要为革命'谬论'所鼓惑。我却从别人手中弄到一本登载《驳康有为书》的《国民报》，偷偷地把他放在祖父桌上。祖父看见了，仔细读了一遍，便问我：'这是你拿来的吧？'我一口承认了，原准备大受斥责，谁知祖父却笑道：'这篇文章很有道理。'于此可见文字宣传，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因人说法，收效才大。"尽管成书于1903年的《驳康有为书》与早在1901年8月就已停刊的《国民报》之间不可能有何直接关联，很可能是回忆人误将章太炎的《正仇满论》当做《驳康有为书》，或者把刊载《驳康有为书》的《苏报》误做《国民报》，但并不影响我们了解汪东的祖父这一类士大夫从内心深处认同于反满的思想动向，值得关注。章太炎也说："鄙人束发读书，始见《东华录》，即深疾满洲，誓以犁庭扫闾为事".
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些动向也能说明问题。华兴会起义事泄时，堂堂在籍刑部侍郎龙湛霖的家中就匿藏着革命元戎黄兴这样的"钦犯",黄兴得以从长沙安全转移上海，也离不开龙家子弟的精心打点。四川按察使赵藩非但同情川籍同盟会会员谢奉琦，还斗胆营救他。及至营救未果，他又愤而辞职。此举固然反映了皇权的神圣灵光在清朝的腐朽统治下已所剩无几，也同行为人潜在的民族意识不无关系。
曾经在《新湖南》中公开主张"离绝满政府","以排满与排外二重之刺激力，进入于汉种之心目"的杨毓麟虽已作为清朝考察宪政5大臣之随员，不再明显地站在反满革命立场，但他仍未忽视"满汉种界"这一基本事实。他在致出洋5大臣之一端方的私函中，即谈道："夫满汉种界，乃历史事情之一节耳。过此以往，终必有浑融之一日，岂独满汉而已，即黄、白、棕、黑，亦必有浑融之一日，岂独黄、白、棕、黑而已，即生物界亦必有浑融之一日。当其未浑融之时，从历史事情而称之则曰满汉种界，固不必其无界也，历史事情之痕迹使然也。及其既浑然后，所谓界者何在？且复成何种意味？惟当其欲浑融而未浑融之过渡时代，乃有此种有无两见之辩说，一则欲以为有，一则欲以为无，以为有者固有，以为无者亦未见其浑融也。此则生心害政之根据所为潜伏者矣！三百年来，渐趋浑合而痕迹未净者，坐此害之也。"
此类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结，连声嘶力竭为清朝辩解的梁启超也并不完全否认。他在笔战正酣时还口吐真言：他之所以反对种族革命，"诚非有所爱于满洲人也。若就感情方面论之，鄙人虽无似，抑亦一多血多泪之人也。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未尝不热血溢涌。故数年前主张排满论，虽师友督责日至，曾不肯自变其说；即至今日，而此种思想，蟠结胸中，每当酒酣耳热，犹时或间发而不能自制。苟使有道焉，可以救国，而并可以复仇者，鄙人虽木石，宁能无歆焉！"只因他认定排满并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反而会遭来内乱与列强干涉，导致"亡国",才反对种族革命。可以说，"接近康、梁的人士如杨度，即已见到'排满革命'四字在社会上可以成为无理由的宗教；而革命党人，更知道民族主义乃源于一种感情，一种根性".
正是基于满汉矛盾的存在，瞿鸿禨案头的一份关于预备立宪的分析材料就对清朝预备立宪的前景感到悲观。这份材料为江翰所寄，它出自日本法学博士中村进午之手。作者说："满人汉人之争阋，由来伙矣。立朝者，或欲因立宪以弭此争端，不知在他国所谓保守、进步主义之争，在清国议会，即成为满汉两种之争。满人若以为籍自己立宪之功，为能得亿兆之心，必有感戴讴歌之报，其愚遂不可及矣。选举之结果，议员之多数为汉人所占无疑，然则立宪之结果，于满人有何利益？诚不待智者而后决也。使满人之势力尚足以匹汉人，则犹可言，然其争亦适足以召清国分裂之祸。北美合众国之南北战争，所得之善果，岂清国所能梦见者乎？清国之力，尚不足以防内国之变，更何能抵抗列强分割之事乎？内顾之忧，外患之可乘也。"中村进午的这一番话固然不无夸大清末满汉矛盾之嫌，但他提前道出了慈禧太后特别是慈禧的后继者载沣等人的后顾之忧，对于我们了解慈禧太后等人为何对国会请愿运动异常警惕，认识国内民族革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也许不无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