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佩珠与梁启超及孙中山的关系(4)

　　又一日犬养毅以一书招予至宅，为予介绍于孙逸仙先生。孙，中国革命之大领袖，时方由美洲回日，为组织中国同盟会事，逗留横滨。犬养毅谓予曰：“贵国独立，当在革命党成功之后，彼党与君同病相怜，君宜见此人，豫为后来地步。”越日予持犬养毅名帖及其介绍辞，诣横滨致和堂谒孙，时夜八点矣。孙出笔纸与予互谈革命事。孙曾读越南亡国史，知予脑中未脱君主思想则极痛斥君主立宪党之虚伪，而其结束则欲越南党人加入中国革命党，中国革命党成功之时即举其全力援助亚洲诸被保护国同时独立，而首先着手于越南。予所答词，则亦谓民主共和政体之完全，而其主意则反欲中国革命先援越南，越南独立时，则请以北越借与革命党为根据地，可进取两广以窥中原。予与孙辩解相持有数点钟之久。夜十一点，予起辞别，孙约予以次夕再会谈。越后日复在致和堂会孙，再申明前夕所谈之意。其实予与孙此时两皆谈会，予实未知中国革命党内客如何，而孙亦未知越南革命党真相如何，双方谈解，皆隔靴搔痒耳。结果俱不得要领。然其后吾党穷急时，则藉手于彼党为多，则亦两夕会谈为之媒介也。[1]（P431-433）

　　关于潘佩珠与孙中山会见的时间，潘在上面的陈述中没有说具体的时间，按文章的脉络是在1905年。而按《孙中山年谱长编》所说，孙中山是于1905年7月19日才从欧洲抵达横滨，并于10月7日由横滨赴越南，期间经常往返于横滨、东京两地[12]（P338-358）。那么，笔者认为潘佩珠只能是在这段时间同孙中山会见的。

　　通过这两次会面，可以明显看出潘佩珠与孙中山都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看问题，二者都想优先解决其民族革命问题。孙“欲越南党人加入中国革命党，中国革命党成功之时即举其全力援助亚洲诸被保护国同时独立，而首先着手于越南”,而潘“则反欲中国革命先援越南，越南独立时则请以北越借与革命党为根据地，可进取两广以窥中原”.在谈到“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问题时，孙“极痛斥君主立宪党之虚伪”,潘“亦谓民主共和政体之完全”.但潘当时不主张采用民主共和政体，是因为潘认为越南民智未开，且“因予初出发时，固以君主主义旗帜取信于人，设使局面尚存，则手段未敢更改”.在潘看来，那段时期“君主”还是“民主”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尽力争取各种条件及帮助越南达到“驱逐法贼、恢复越南”之目的。潘此时跟孙会面也是出于这一目的的。另外，当时孙正忙于中国同盟会成立事宜，而潘亦忙于东游运动，因此对各自提出来的建议不大在意，“结果俱不得要领”.那么，在日本初期，潘思想基本上未受孙思想的影响。潘只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才受孙革命思想的深刻影响。潘孙这两次会谈，据潘“然其后吾党穷急时，则藉手于彼党为多，则亦两夕会谈为之媒介也”.

　　除了1905年的两次会谈外，潘佩珠子1912年还与孙中山会一次面：“壬子年（1912年）二月下旬，上南京谒孙中山……予抵南京时，实为新旧交乘之，政府事务纷如乱麻，孙亦应接不暇，予但晤谈得数分钟”[1]（P541）。可以说，潘佩珠与孙中山的关系应结束于1912年。

　　上面所述，潘在思想上真正受孙的影响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其主要表现在越南光复会的成立及其章程。越南光复会于1912年6月19日成立，其章程是：“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共和民国”[1]（P538）。会的组织分为三大部：（1）总务部；（2）评议部；（3）执行部。对比一下孙中山等人所创立的中国同盟会。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其机构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有执行、评议、司法三部[13]（P290）。据章收的研究，“光复会在组织形式和活动纲领方面与同盟会有点相同。但是如果深入到它的内容方面，则越南的光复会未能达到辛亥革命前的同盟会的水平……还达不到像同盟会所提出‘平均地权’纲领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水平……同盟会的纲领提出了‘平均地权’的问题，因此已把占中国人口的80%的农民吸收到革命队伍里。至于光复会则对于‘农民’的作用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意识。占越南人口90%以上的农民还没有被列入维新会时期的十万‘同人’的行列。因此，二十世纪初叶的越南革命运动缺少了一个极其重要基层组织来作为革命的靠山。”[14]越南光复会的成立无疑体现了潘佩珠受孙中山的影响。越南光复会的成立标志着潘佩珠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使潘彻底摆脱君主立宪思想，而走向民主共和思想。

　　在越中两国关系的历史长河中，两国人民在各领域的交流是很频繁而丰富的。动荡的近代又使两国的爱国志士走在一起，共同商讨救国方针，互相帮助各自国家的革命运动。这是历史的好榜样，是非常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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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越〕章收.孙中山与二十世纪初叶越南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J].越南历史研究，196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