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佩珠与梁启超及孙中山的关系(2)

　　据潘佩珠的《潘佩珠年表》及《狱中书》所记，潘1905年东渡日本之前，在国内曾读过梁启超的着作并很钦佩梁启超：“予在国内，曾得读戊戌政变记、中国魂及新民丛报两三篇皆为梁启超所着者，极羡慕其人。”[1]（P411）潘在《年表》里只说读这些著作是“在国内”,而没有说具体的时间。笔者认为，是在1902年至1904年间（注：《中国魂》是辑录梁启超1899年至1901年论着而成，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排印（《中国历史大词典》上卷，第450页）；《新民丛报》于1902年2月8日在日本横滨创刊（《中国历史大词典》下卷，第3065页）；《戊戌政变记》也是在戊戌政变后不久成书（《中国历史大词典》下卷，第699页）。而潘在《年表》中说，他读这些着作是在他出洋（1905年）之前，因此潘只能是在1902年至1904年间读这些着作。）。越中两国的这两位着名士大夫之良缘可以说是从此时开始的。

　　不能确定，到日本之前潘佩珠是否知道梁启超正在日本。按逻辑分析，潘在国内所读的梁的着作应该都有标明出版于日本。那么，潘至少也知道梁正在日本。据《潘佩珠年表》，潘当时不知道梁具体在哪里：“适上海船中遇留美学生周椿君回国，为予道梁先生住所，则为日本横滨山下町梁馆。予大喜，于一到日本则必先谒见梁”[1]（P411）。有趣的是，在香港期间，潘曾知道中国改良派及革命派有尖锐的矛盾；“予晤赵君（注：中国留日学生，名字叫赵光复。），知君为革命党人，故予将谒梁之事不敢谈及。盖革命与保皇互相冰炭”[1]（P412）。另外，这时期，潘曾跟这两派的机关报有接触，并跟革命派的《民报》建立了较好的关系。那么，为什么潘到日本后第一个想见的是改良派的梁启超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潘对梁的钦佩；二是潘东渡日本的目的是跟日本政界联系，说服他们向越南援助武器和军队，而梁启超跟日本政界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可以通过他来与日本政界接触。潘在《狱中书》曾表白：“予闻梁久客日，颇熟日事，拟先谒梁求介绍于日人”[2]（P333）。这时，主义问题在潘的思想中还没形成。

　　潘佩珠一到日本便“修一书自介绍于梁启超。书中有句云：落地一声哭，即已相知，读书十年眼，遂成通家云云。梁得书大感动，遽请予入。酬应语多曾公（即曾拨虎）译之。心事之谈多用笔话。梁公欲悉其词，约予次日再会。笔谈可三四点钟，略记其最有深意之词如下：一，贵国不患无独立之日，而但患其无独立之民。二，谋图光复之计划有三要件。（1）贵国之实力；（2）两广之援助；（3）日本之声援。贵国内苟无实力，则其下二条皆非贵国之福。公又附注云：贵国实力为民智、民气与人才，两广之援为军兵饷械，日本声援为外交上，亚洲强国首先承认独立之一国。三，时因予谈及求援日本之事，公乃云，此策恐非善，日兵一入境，决无能驱之使出之理，是欲存国而益以促其亡也。四，贵国不患无独立之机会，而只患无能承认机会之人才。德与法宣战之时，则为独立之绝好机会也”[1]（P414-415）。在潘请梁介绍日本政客并表示希望日本政府军事援助越南时，梁建议：“故援革命党以倒政府乃万国政府之所无者。苟有之则两政府互宣战之时耳。今法与日尚无宣战之机会，彼政府安肯以军械助公等。再思其次，惟民党阴为援助则或有之。日本现时民党进步党最有力，大隈伯、犬养毅其党魁也。公等欲见此二人，予能为之介。”[2]（P334）此后，潘在日本期间，曾得到这两位日本政要的一些帮助。

　　经过笔谈，潘佩珠向梁启超陈述越南亡国的惨状，以及越南人不屈斗争精神，使得梁启超十分感动，曰：“哀哉伤哉！客言信耶？果尔尔者，我国其犹惭诸！有人如此，国其能终亡？”[3]（P510）便向潘佩珠建议：“现时只有二策为能贡献于君者。其一，多以剧烈悲痛之文字，摹写贵国沦亡之痛状与法人灭人国种之毒，宣布于世界，或能唤起世界之舆论，为君策外交之媒介，此一策也。君今能回国，或以文书寄回国内，鼓动多数青年出洋游学，藉为兴民气、开民智之基础，又一策也。……予此时脑界眼界为之豁然，深悟从前思想及所径营皆孟浪荒唐，无足取者。于是首述越南亡国史一书”[1]（P419-420）。同梁会见回去后，潘便撰写了《越南亡国史》一书（注：该著作于1905年9月在梁启超的帮助下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成书，并在《清议报》第19期[明治三十年（1898）九月十九日]起连续刊登。先被收集在（越）章收编《潘佩珠全集》第2卷；后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6卷专集之十九，误将此书作为梁启超着作收入；中国史学会编的《中法战争》第7卷也将此书作为梁著收入。）。这是越南第一部革命史书，也是越南第一部国际宣传资料。

　　可以说，潘佩珠在日本的初期，梁启超对潘佩珠思想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梁的劝说和影响下，潘出洋的目的从求援武器到培养人才，并第一次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在1905年之前，在潘佩珠的思想中出版自己的着作是不可想象的事情。1903年，他曾撰写了《琉球血泪新书》一书，但这只是流传在少数人中的手写文本。因为，在当时的殖民统治之下，公开出版具有抗法性质的文章是不可能的。只有到日本这样的地方，潘才有机会出版自己的着作。当时，正在日本居住的中国改良派和革命派等人已经发行了很多自己的著作和报刊，因此日本的印刷厂已习惯于处理汉语的技术。潘所撰写的《越南亡国史》（1905年）等许多著作都是在日本出版的。另外，也是通过梁的介绍，潘才结识了日本政要以及在日的中国云南籍留学生。这时期潘佩珠的世界观和国际关系观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梁启超在这段时间与潘佩珠的接触，对潘的印象及感情相当好。第一次见到潘佩珠，梁“望而知为异人也”[3]（P508）。在同潘佩珠跟日本政要交谈时，欣赏潘佩珠的汉学才华，梁赞叹地写道：“此人大可敬”[1]（P418）。

　　上面所述，在国内期间，潘曾读过梁的一些着作和文章，但到了日本之后，潘才大量地阅读梁的著作。因此，这时期潘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受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问题：

　　1.危机论 1900年底，梁启超撰写了著名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在1901年3月至5月的《清议报》上连续刊载。在文章中，梁启超从传统文化、国民心理、封建统治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积弱的根源，介绍了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民权观念，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他说：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其善而可全贵者固不少，其误而当改者亦颇多。”其中“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表现在：“一曰，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也”[4]（P15）。即视吾国之外无他国，遂生二弊：一则骄傲而不愿与他国交通，二则怯弱而不与他国竞争。“二曰，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也”[4]（P15）。梁指出“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作深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有国家而后有朝廷，国家能变置朝廷，朝廷不能吐纳国家。”“三曰，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也。”梁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为一国之民是也……君也官也，国民之公奴仆也”[4]（P16）。

　　潘佩珠在日本领导东游运动时，曾撰写了《海外血书》一文，于1906年在《云南杂志》第4、5、6期连续刊载。潘在文章中也提出了越南亡国的三个原因：“呜呼！国亡矣，请先陈其所以亡之积弊。其一是向来国君之不知有民；其一是向来国臣之不知有民；其一是向来国民之不知有国”[5]（P414）。虽然这里潘佩珠所用的“国君、国臣、国民”概念与梁启超的“国家、朝廷、国民”概念是不相同的，但潘梁所采取的把越南的亡国与中国的积弱根源都归于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的方法论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潘佩珠在《海外血书》中论述的是越南亡国之原因，而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分析的是中国积弱及亡国危机的原因。

　　2.进化论 进化论，由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于19世纪创立。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化论对中国哲学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在19世纪70年代，中文读物就介绍过达尔文的作品。而进化论真正在中国产生影响，是从严复开始的。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达尔文的进化论至此被系统地介绍进中国。进化论被严复等人介绍到中国之后，成为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震动了中国的思想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都接受了这种新观点，形成了各自的哲学思想[6]（P165,166）。

　　梁启超在甲午战争之后逐步形成了较系统的进化思想，他的许多言论无不以进化为出发点，进化论是其维新变法总思路的哲学基础[7]（P75）。梁启超曾多次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介绍和分析达尔文进化论的文章。其中，梁启超于1902年3月10日在《新民丛报》第3号发表的《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一文，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介绍达尔文和他的《物种起源》（梁启超在文中称之为《中源论》）。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认为：“生物变迁之原因，皆由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公例而来。”达尔文认为，“万物同竞争，而异类之竞争，不如同类之尤激烈。”“而其争愈剧，则其所谓最适者愈出焉。”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并非只是指个体的生存，而是不断进化发展的一个阶段。他把从物种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引入人类学的研究，提出了人类也是在亿万年时空中遵循优胜劣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从低等动物渐渐进化而来的。梁启超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就说：“近四十年来，无论政治界、学术界、宗教界、思想界、人事界，皆生一绝大之变迁，视前此数千年若别有天地者然。竞争也，进化也，务为优强勿为劣弱也；凡此诸论，下自小学校之生徒，上至各国之大政治家，莫不口习之而心营之。其影响所及也，于国与国之关系，而帝国政策出焉，于学与学之关系，而综合哲学出焉。他日二十世纪之世界，将为此政策、此哲学所磅礴充塞，而人类之进步，将不可思议。”[8]（P12）

　　越南学者及外国学者基本上都一致认为潘佩珠接受达尔文进化论的重要渠道是通过梁启超的著作[9]（P451）[10]。笔者也同意这种观点，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新书（注：“新书”是越南近代史的一种社会思潮。它泛指介绍不同于儒家经典中旧知识（旧学）的新知识（新学）的书籍。这些新知识包括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知识，主要是从西方书籍或日本的译书翻译过来的，有时只是翻译主要的内容，以介绍“泰西文明”的民权、民主思想等。这些“新书”大多数是由中国思想家及翻译家翻译成汉语后传到越南。当时中国思想家所撰写的著作传到越南后也被视为“新书”。早在19世纪中叶，“新书”已经传到越南了，但到20世纪初“新书”才大量传入越南。当时，东京义塾是越南北圻购买并传播“新书”的中心。）大量地传到越南。这时期的新书大部分是中国维新派的著作及译着，而梁启超的著作为数最多。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很有感染性的文章对越南进步士大夫的影响很大。作为当时社会思潮的先锋，潘佩珠当然不是旁观者。潘在《年表》中亦说，他曾读过梁的《中国魂》、《戊戌政变记》、《新民丛报》等，而梁在这些著作中曾比较多地论述到达尔文的进化论。无疑，潘当时所接受的是梁式的达尔文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