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佩珠与梁启超及孙中山的关系(3)

　　有一点要说明，西方殖民主义者在进行侵略的过程中已利用达尔文进化论中的“优胜劣汰”等思想来为殖民主义作辩护。但越南士大夫同亚洲其他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一样，不把达尔文进化论视为一个定命性的失败学说。换句话说，他们不承认法国人生于优种，而越南人生于劣种，因此必定被法国人统治之不可抗拒的必由之定命。他们认为，各国家、民族之强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弱小国家只要不断努力学习、改变自己，就一定会强大起来的。对越南人来说，达尔文进化论已成为一个解释为什么越南失去国家主权，并警告他们如果仍保持现状、不改革国家，将会在生存竞争的世界里落伍的理论依据。潘佩珠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

　　潘佩珠在《海外血书》中指出：“其一曰，法人之处心积虑，必欲尽灭我人种乃止。其二曰，我人若因循观望，必至我族类尽绝乃止。”“莫如及今之时，我国人甚愚且甚弱，乘其方愚弱而锄剪之，绝后患之萌芽，保无穷之福利。法人胜算，有过此乎。”[5]（P405,407）并警告国民如果只会袖手旁观，不站起来作斗争，那么越南将来一定会被灭种的。潘把法国殖民者侵略越南视为强者统治弱者之必然性，这是“生存竞争”规律的结果：“我人种而果尽绝，我不敢怨法人。枕席千万里风涛，牺牲数百万枪炮，以购此二十七万零方里之地，乃容此五十兆饱饱甜眠，至愚至弱之我国人种，蠢蚀而风喷之。”[5]（P413）但潘不认为这是命定，而呼吁“如我辈于此喘息尚存，举国同奋，外招雄邻之声援，内起文山之英灵。积沙可以成山，衔石亦能填海。法欲绝我，我只不肯绝何。”[5]（P412）潘强调民族之存亡取决于国民之“自强”、“自救”意识，这无疑带有进化论“生存竞争”说的色彩。

　　在《新越南》（1907年）中，潘佩珠描述一个恢复国家主权之后的“新越南”：“内治之资格由我陶铸，外交之权利由我抱持，文明事业愈日愈进步，势力范围愈日愈扩张……派遣公使于欧美列强，日美德英皆结我越南为优等同盟国，暹罗、印度及南洋诸岛国皆奉我越南为主盟。亚洲最大国若支那者，则为我越南之亲密兄弟国。仇国之法兰西，怯然自命，惟愿受保护于我越南。”在潘看来，在当今的力量对比，法胜越南败，而在将来，越南反过来会去保护法国。这是潘佩珠理想中的“新越南”[11]（P437）。

　　另外，在潘佩珠的不少著作中，曾多次使用“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竞争世界”等词语。这明确地证明潘佩珠受进化论的影响。

　　根据《年表》，从1908年年初，潘佩珠就不再提到梁启超了，而其实早自1906年年初潘梁之间的关系就结束了。虽然潘于1909年年初离开日本，而梁于1912年才回中国。那么为什么潘佩珠不再跟他曾尊重的梁启超联系呢？众所周知，潘佩珠到日本之后，不但跟改良派的梁启超有来往，并且还跟孙中山等中国革命派接触：“予自到日本后……多与中华同志结合”[1]（P537）。另外，到日本后潘不但跟梁启超、日本政要接触，而且还跟中国革命党人接触。尤其是潘在日本的后半段时间，经常跟中国革命党人接触，并且还当《云南杂志》的编辑。潘的最终目的是说服他们帮助越南的革命、恢复越南的独立。再者，潘以前对梁的了解只是通过梁的一些著作，到日本经过实际的接触后，潘也许才发现两个人政治主张的不同。潘佩珠是越南激进革命派的领袖，自从参加革命活动到去世时他始终主张采取暴动的革命手段。潘在早年深受勤王运动（注：即由越南文绅发动和领导的支持皇帝救国的运动。1884年6月6日，顺化朝廷与法殖民者签订最后的卖国文契《巴德诺（）条约》，承认了法国殖民者在越南的保护权。1885年7月13日，朝廷中以尊室说（ Thāt Thuyēt）为首的主战派以咸宜（Hàm Nghi）帝的名义下勤王檄文，同各地文绅掀起了抗法起义。这次运动持续了12年（1885-1896年），以香溪起义（ nghia Khê，1885-1896年）的失败而告终。）的影响，继承勤王运动武装斗争的传统，因此其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打上该运动某些印记。潘的政治思想虽然复杂多变，但都是出发于爱国主义精神，都是为了救国救民，而基本上是向进步的方向发展的。在国内活动的时候，潘对国家的政体、革命组织的主义等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只设想“恢复越南，设一独立政府，除此外尚无若何之主义”[1]（P387）。1906年到日本之后，潘才确定要“建设君主立宪国”[l]（P436），明确选择君主主义。1912年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潘又转向民主主义并主张“建立越南共和民国”[1]（P538）。到晚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潘还向往着社会主义学说。但中间他思想也经过一个曲折，1918年，潘突然撰写了《法越提携政见书》，其主要内容是：法国和越南因该“提携”阻止日本人，呼吁法国人停止虐待越南人，而越南人也不该再把法国人视为仇人。这标志着潘思想的一个后退。后来潘对此事非常后悔，并曾尽力做解释，说被他组织中的两个叛徒欺骗。不过这只是一个小插曲，总体上讲潘思想仍一直是向进步的方向转变的。

　　梁启超是中国改良派的领袖，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革。梁启超政治思想是复杂多变的，且因时而异，前后矛盾。1890年，梁启超与康有为结识，这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使他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在“百日维新”期间，梁成为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无论办报或教学，梁都竭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并主张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戊戌变法失败后，梁东渡日本，开始流亡生活。严酷的现实已经证明，改良的道路在近代中国是走不通的，但梁未醒悟过来。尽管在日本初期，梁一度与革命派接近，曾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往来密切，但他最终仍坚持改良立场，并公开提出“保皇”口号。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1898年12月，梁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1902年2月，梁又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但这时候梁不得不放弃“保皇”口号，而代之以“新民”之说。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梁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意欲使革命派与清廷实行妥协。袁世凯上台以后，梁曾在袁组成的“责任内阁”、“第一流人才内阁”当过司法部次官和司法总长。袁世凯死后，北洋派系的另一个军阀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梁很快成为段的支持者。梁在段的新内阁曾当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的头衔。段政府被迫辞职后，梁也递送了辞呈。从此结束了梁的政治生涯，转而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如果说，在维新时期，梁还是时代的先锋者，那么戊戌政变失败后，他便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尽管梁启超在不断变化，但归根到底他始终不能超出改良主义的藩篱。

　　因此，笔者认为，潘佩珠在国内期间对世界革命的了解只是通过包括梁启超着作在内的新书，所以其眼光很有限。刚到日本，潘仍怀着对梁启超的钦佩之心，敬而见之。不可否认，潘佩珠在日本发动东游运动初期，得到了梁启超的不少帮助。但随着在日本所见所闻的日益增加，对梁的更多了解，特别是跟中国革命党人接触后，使潘的眼界扩大了，潘逐渐意识到其思想与梁启超思想有很大分歧，梁不能再帮潘解决越南革命正面临的难题了。潘梁的关系因此而结束。

　　二、潘佩珠与孙中山的关系

　　先来看一下潘佩珠在《年表》中描写其第一次是怎么跟孙中山见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