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杨度民国初年的君主立宪主张(3)

　　杨度还以近世一些共和制国家因竞争总统而带来国家战乱，更坚定了他的“君主立宪”主张。他说：“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国，如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犹鲁卫、芬尼什拉等，莫不始于党争，终成战祸。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酿大乱。墨西哥自爹亚士逊位，党魁拥兵互竞，胜则据土，败则焚城，卒至五总统并立，陷国家于无政府之惨象。我国亦东方新造之共和国家，以彼例我，岂非前鉴。”[12]

　　有趣的是，梁启超反对改变共和政体，也出自“思安望治”观念。梁启超认为，袁世凯已成为终身大总统，并制定了总统继承法，国家能长治久安。他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中这样写道：“主张变更国体者最有力之证据，则谓当选举总统时易生变乱。……今幸有兹事既得有比较的补救良法，盖新颁之大总统选举法，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制，则今大总统健在之日，此种危险问题自未有发生，所忧者乃在今大总统千秋万岁后事耳。……现行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后任大总统应由前任大总统推荐，预书其名，以藏诸石室金匮。使今大总统一面崇闳其功德而巩固其威信，令国人心悦诚服，虽百世之后，尤专重其遗令而不忍悖；一面默察将来易于酿乱之种子在何处，思所以预防维而消弭之，……更一面慎择可以托付大业之人，试以大任以养其望，假以实力以养其威，金匮中则以其名居首，而随举不足重轻之二人以为之副而已。如是，则当启匮投票之时，岂复有丝毫纷争之余地？代代总统能如是，虽行之数百年不敝可也。”[13]

　　杨度注重“思安望治”的民心，企图通过君主立宪政体，既结束封建专制统治，又避免共和制下因竞争总统而带来的战乱，此种考虑不能说是毫无道理的。杨度当时还预言，如果中国不改共和政体，那么，“此中国竞争大总统之战乱，必致数年一次”[2]（第567页）。这一预言为以后的历史证实。袁世凯帝制破灭后，中国虽然维持了形式上的“共和”政体，然而各派军阀政治集团为争夺大总统职位，内乱、战争频频发生。而梁启超认为：辛亥八月以来政治制度方面发生多次微小变化，已造成“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而今变更政体，更是“无风鼓浪，兴妖作怪”；目前，袁世凯已为终身大总统，并推荐继任大总统，此法已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万全之策。梁启超这些想法似乎太天真幼稚。前些年来有些论者撰文赞颂民国初年梁启超维护共和如何坚决，似乎有拔高之处。

　　从杨度认识到的中国国俗民情三个方面来看，中国不宜实行共和立宪制，较宜实行君主立宪制。民国以后三十多年中国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既然如此，作为当今的史学工作者，如能冷静地思考历史，我想不会全盘否定当年杨度君主立宪政治主张，至少对他的救国动机和从国俗民情出发研究问题这两点不应全盘否定。

　　有的论者认为，杨度组织筹安会，力倡君主立宪，这是复辟倒退。是的，我也认为对搞复辟倒退的人不应作肯定的评价。但是，笔者认为：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同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体，两者无本质的区别。在“共和立宪”名存实亡的情况下，作为忧国忧民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提出“君主立宪”问题亦未尝不可。即使把共和立宪制改为君主立宪制，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复辞倒退。当然，我也承认“君主立宪”制与“共和立宪”制虽同为资产阶级政体，但共和立宪比君主立宪的民主程度高一点。然而，美国式的共和制确实不适合20世纪初年的中国国俗民情。不适合中国土地生长的东西偏要移植过来，这不免太为难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四万万中国人民了。

　　笔者认为，杨度在民国初年救国动机及注重中国国俗民情而力倡君主立宪有可取之处。但是，笔者认为把“君主立宪”主张直接效劳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是不可取的，应予否定。也就是说，君主立宪主张已脱离民国初年的政情。脱离民国初年阶级斗争实际的君主立宪主张是必然失败的。

　　民国初年的政情是什么呢？概而言之，袁世凯为确立其反动独裁统治，对外出卖国家权益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打击、铲除异己政治势力，加紧对人民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正如黄兴所说的那样：袁世凯政权“内虐人民，外媚强敌；威权所有，公理无存。横暴奸邪，祸我邦国，抑何酷也”？[14]如此倒行逆施，袁世凯不仅不能充当“君主立宪”政体下的皇帝，连共和制下的大总统也没有资格再担任下去。基于这种政情，全国人民的任务不是将“共和立宪”改为“君主立宪”，而是拿起革命的武器，尽快结束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基于对民国初年的政情的认识，进行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代表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发展的方向。

　　作为“君主立宪”论者的杨度，把袁世凯倒行逆施所造成的社会问题片面地归咎于“共和”政体，从而把君主立宪主张实施于袁世凯政府，严重脱离了中国的政情。杨度的“君主立宪”主张，直接效劳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为全中国人民早已兴起的反袁斗争火上加油。杨度直接效劳于洪宪帝制，成为当时舆论界攻击的主要对象，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杨度组织参与筹安会活动，为袁世凯称帝起了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但我们认为杨度这一错误是认识问题，是一时迷失政治方向的错误。那种把杨度和袁世凯绑到一起，从而称其为“帝制余孽”，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杨度以“君主立宪”救国之动机，引出了乱国、祸国之后果，这是他始料未及的，这也是旧中国怀有救国救民之志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杨度民国初年活动告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光有救国的动机，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救国的目的是达不到的。1919年五四运动后，杨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的救国思想和救国活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致梁思顺函[A].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C].北京：中华书局，1984.74.
[2]　杨度.君宪救国论[A].杨度集[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566.
[3]　杨度.发起筹安会宣言书[A].杨度集[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586.
[4]　杨度.在北京与某人谈话[N].申报，1915-09-08.
[5]　刘晴波.论杨度[A].杨度集[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13.
[6]　杨度.杨度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614.
[7]　杨度.答《京津太晤士报》记者[A].杨度集[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614-615.
[8]　杨度.致《时报》及孙中山等电[A].杨度集[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622.
[9]　杨度.谈筹安会[A].杨度集[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593.
[10]　卢斯塔德来函[A].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C].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511.
[11]　庄士敦来函[A].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C].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518.
[12]　杨度.筹安会通电[A].杨度集[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591.
[13]　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672-673.
[14]　黄兴致友人书[A].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C].北京：中华书局，198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