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杨度民国初年的君主立宪主张(2)

　　在杨度看来，中国的“历史与国俗民情”不适宜在中国实行共和主宪政体。杨度所认识的中国国俗民情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国民文化素质低下，国民普遍缺乏民主意识，缺乏参与政治意识。

　　杨度认为：“中国人民，程度甚低，当君主时代，当兵者常语曰：‘食皇家饷，为皇家出力耳’，今虽去有形之皇家，代以无形之国家，彼不知国家为何物，无可指实，以维系其心。”[2]（第567页）又说：

　　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道）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今日举甲，明日举乙，皆无不可，所变者治国之政策耳，无所谓安危治乱问题也。中国程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枭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2]（第568页）

　　杨度基于这种国俗民情的基本认识，认为民国初年中国只能采取君主立宪政体。

　　笔者认为，20世纪初年，中国绝大多数国民缺乏文化教养，缺乏民主意识，缺乏参与政治的意识，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也确实是中国的民情之一。当时中国真正懂得共和是何物的人是极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多数即使留过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和真谛的了解亦是皮毛。就是像孙中山这样的先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一个时期把“共和”仅仅理解为保存一个《临时约法》，维持一个国会。孙中山先生不是曾为争到形式上的“共和”而发起了要求段祺瑞恢复《临时约法》的护法运动吗？孙中山的共和观念不过如此，更不要说中国普通老百姓了。事实上，当时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不懂也压根儿不想去懂共和是何物，不管你中央实行共和立宪还是实行君主专制，老百姓不去过问，漠视国家政治，考虑的是如何谋生。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袁世凯洪宪帝制活动，各地老百姓也漠不关心。据当时几个外国人在中国实地了解，中国的老百姓没有参与政治意识。在陕西，“没人对袁世凯恢复帝制当皇帝这事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赋税不断增加以及如何谋生”[10]。在山东威海卫，“这些地区的人民对北京的政治，丝毫不感兴趣，总统上升到皇帝这事，一点也打不动他们”[11]。

　　毋庸讳言，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国民普遍无文化，缺乏民主意识，缺乏参与政治的意识。而文化素养的提高、民主意识与参政意识的提高，不是一两次暴力革命所能奏效的，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不断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准才能实现。沙滩上建不成高楼大厦，文盲充斥的国度里确立不起共和立宪的政体。平心论之，20世纪初年的中国，是实行不了共和立宪的政体的。以往不少论者对于一说到近代中国国民“缺乏民主意识，缺乏参政意识”，就斥之为污蔑、丑化中国人民。这太感情用事了，采取不承认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如此，孙中山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错误的选择，辛亥革命也是没有必要的了。这是一种机械的逻辑推理，是不可取的。笔者认为，在辛亥年间特定的阶级斗争与国内民族矛盾的条件下，在推翻清帝后只有选择资产阶级共和立宪政体。我们不能不切实际地要求以“反满”为口号的革命派在推翻清帝后，再拥立一个满族皇族成员为皇帝，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所以，可以这样说，资产阶级共和立宪政体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是符合当时政情的选择，但又是一个脱离中国国俗民情的尴尬选择。这种尴尬选择，也是20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佳选择。我们这样评说这段历史，无损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功勋。

　　第二，“定于一”的传统观念。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历史的国家，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一切政事定于皇帝一人。“定于一”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是儒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说教的概括。“定于一”的政治思想，经过几千年来的潜移默化，在国民思想中形成了“定于一”的观念。

　　民国初年赶走了皇帝，从美国移植进“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在这历史的一刹那，结束了“定于一”，来一个“三权分立”,这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国民，包括像严复这样的中西学问深厚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来说，是难于接受的。“定于一”观念，是中国国民传统和现实的政治心理，无疑也是中国的国俗民情之一。

　　根深蒂固的“定于一”观念，不是一朝一夕能破除的。在国民“定于一”的观念之上确立一个“三权分立”的体制，无疑是不能长期存在下去的。因此杨度强调，只有顺应国民“定于一”的观念，建立“定于一”的君主立宪制，才能达成“国本既立，人心乃安”[2]（第571页）。

　　民国初年，尽管在表面上在思想界进行过“定于一”与“三权分立”两种思想的激烈争论，但是，可以这样说，那些主张“三权分立”的人，其思想深处仍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定于一”的观念。就拿孙中山来说，二次革命后，他逃亡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他规定所有党员都要绝对服从孙中山一个人；在后来的护法运动中，孙中山力主建立以他为大元帅的大元帅制军政府，一旦改为总裁会议制军政府，他成为七总裁之一，便愤而辞去。这些做法，尽管有其他种种政治原因，但不能不说“定于一”的观念无形地制约着孙中山。

　　由此可见，在民国初年，结束封建专制统治以后，建立一个带有过渡性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是比较适合于国人“定于一”的观念。

　　第三，“思安望治”观念。

　　思安望治观念可说是人类普遍存在的观念，但中国百姓尤为强烈。这种观念植根于封建社会的耕织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观念也是民国初年中国国俗民情之一。

　　杨度认为，中国老百姓有强烈的“思安望治”观念。顺应“思安望治”观念，国家政治体制上必须采取“君主立完”制。他说：实行共和制，竞争国家元首，“国家永无安宁之日”；“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予以为不改君主则已，一改君主，势必成立宪。共和之世，人人尽怀苟安，知立宪亦不能免将来之大乱，故亦放任而不为谋。改为君主以后，全国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宪之声必将群起，在上者亦知所处地位不与共和元首相同，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递禅而来，乃由共和变化而成者，非将宪政实行，无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亦不能不应人民之要求也。且既以君主为国本，举国上下必思安定国本之法，则除立宪又无他术。”[2]（第5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