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杨度民国初年的君主立宪主张

　　【内容提要】 杨度是民国初年政坛上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力倡君主立宪政体，组织筹安会，效劳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活动，一直为学术界所诟病。通过重新考察杨度提出君主立宪主张的动机，我们认为：虽然杨度提出并企图推行的是救不了国的救国方案--“君主立宪”政体，但他从研究中国国俗民情出发，探索何种资产阶级政体符合中国实际，这是科学的态度，我们不应该因其救不了国的主张而一笔抹杀他的救国之志。

　　Yang Du,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1912-1949），promoted an institutional monarchy and organized the Chou An Society.His devotion to Yuan Shikai's restoration of monarchy has long been denounced by scholars.In this paper,Yang's motive to propose an institutional monarchy is examined.What he proposed couldn't save China,but he tried to find out,on the basis of the conditions of then China,a govemment system of capitalism appropriate to China.His attitude is scientific and his ambition to save the country should't be neglected.

　　【关 键 词】杨度/君主立宪/民国Yang Du/institutional monarchy/Republic of China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89X（2003）01-0061-05

　　杨度是民国初年政坛上为人注目的人物。他力倡君主立宪政体，组织筹安会，效劳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活动，故梁启超把杨度等人的筹安会活动斥之为“鬼域出没”[1]，袁世凯洪宪帝制活动破灭之后，杨度被作为“帝制祸首”通缉、惩办。由于上述原因，对杨度民国初年的君主立宪主张史学界无不予以全盘否定。把杨度或称之为“帝制余孽”,或视之为“投机善变”.对于杨度在民国初年力倡君主立宪说究竟如何给以实事求是的评说呢？笔者认为不能全盘否定。拙文冒昧重评民国初年杨度的君主立宪主张，不妥之处，祈盼时贤匡正。

　　对于杨度的君主立宪主张的评论，离不开对其提出该主张动机的考察。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杨度在共和立宪政体确立四年后又重提君主立宪说呢？有的论者简单地归结为袁世凯的“指使”、“授意”.其实，杨度力倡君主立宪说，既有政治上的原因，更是他忧国忧民的反应。早在筹安会成立前的四个月，即1915年4月杨度撰写了《君宪救国论》一文。在这一篇文章中，杨度以“答客问”的体裁，系统表露了他的“君宪救国”思想。文章开头有这样一个对话：

　　客有问于虎公（杨度自号--引者）曰：“民国成立，迄今四年，赖大总统之力，削平内乱，扞御外侮，国以安宁，民以苏息，自兹以往，整理内政，十年或二十年，中国或可以谋富强，与列强并立于世界乎？”虎公曰：“唯唯否否，不然。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张之，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2]

　　接着，杨度逐一分析论述“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国无望”的理由。杨度正视了袁世凯统治下的中国国内“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的种种现状，认为只有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才能救国。他指出：“平言之，则富强、立宪之无望，皆由于共和；串言之，则富强无望，由于立宪无望，立宪无望，由于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何以故？盖欲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故也。”[2]（第569页）杨度的结论是：“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皆在此矣。”[2]（第573页）

　　诚然，杨度对袁世凯统治下出现的种种问题，是非判断未必完全正确；把由于袁世凯种种倒行逆施造成的恶果归咎于“共和”,有失偏颇。但是，出于求中国富强之术，求中国救亡之途，重新提出“君宪救国”说，不能说是毫无意义的，更不能说是反动的。以“救国”为动机，提出某种救国主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多少应给予某些肯定。

　　1915年8月，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发起组织筹安会。在筹安会的宣言书中，再次表达了杨度等人力倡君主立宪政体的救国动机。宣言书中称：“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3]

　　杨度的“君宪救国”说在遭到社会舆论一致批驳之后，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1915年9月7日，有人询问杨度对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有何看法时，杨度表示：“予之宗旨非立宪不能救国，非君主不能立宪，虽举国反对，予必一人坚持，无论何种利害祸福皆非所计。若反对仅出于文字语言，更不必计较。”[4]

　　有的论者认为杨度在洪宪帝制前之所以如此表现，是因为他“追求个人权势”[5],否定他的救国动机。我认为，这种评说并不完全符合杨度当时的思想实际。这一点，在帝制取消后的1916年5月1日，杨度与《京津太晤士报》记者的谈话是最好的说明。如果杨度确是为了“追求个人权势”而力倡君主立宪说的，那么，在袁世凯帝制破灭后他必然会改变自己的说法，或承认自己的错误，或把责任推向袁世凯，以求得宽大处理。但他一如既往，坚持“君宪救国”说，且“态度安闲，词意坚决”[6]。杨度对记者说：

　　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着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已乱之方。……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且退一步言，政见不同，亦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7]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大清帝国，杨度致电上海《时报》及孙中山等人，一方面反对张勋复辟清帝，一方面再一次表露他“君宪救国”思想。他说：“度认公等所为，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拳匪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8]

　　也许有人会说，杨度等筹安会六君子“救国”言论是官样文章，不足为训。笔者认为，杨度、严复等人救国理念是真诚的。就拿杨度来说，他早年留学日本，在留学期间，广泛结交革命人士，并与孙中山讨论过救国方案。1904年回国后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1907年在日本创办《中国新报》，鼓吹君主立宪救国主张。在晚年，他怀着救国救民的革命热情，投身于火热的反帝反军阀斗争，并在周恩来的批准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毋庸置疑，杨度真诚的救国思想是一贯的，而民国初年的“君宪救国”说及其“筹安”活动，反映了杨度虽有救国之志，但无救国之方，更无救国之效。

　　由上可知，民国初年，杨度提出并企图推行救不了国的救国方案--“君主立宪”政体。但我们不应该因其救国方案救不了国而一笔抹煞其“救国”之志。

　　杨度力倡君主立宪说，是基于对中国国俗民情的认识和判断。对此，我们不能绝对地说杨度力倡君主立宪毫无客观依据。

　　在洪宪帝制前，杨度无论在文章、谈话或在筹安会宣言、通电中，都一再强调共和立宪政体不合中国国俗民情，适合中国国俗民情的政体只能是君主立宪。在发起筹安会宣言书和通电中都这样指出：“我国辛亥革命之时，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俗民情之适否，不及三思。”[3]（第585页）在1915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这样指出：“共和成立太骤，并未听国民之自由研究，而以少数人之武力成之，实于我国历史及国俗民情甚多不适，将来能否维持永久，若不能维持，将有何等祸乱，皆为极重要之问题。”[9]

　　这里，杨度既认识到辛亥年间，在革命的推动下，在当时复杂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特殊历史条件制约下，在推翻以满族为主体的清王朝统治后，建立共和立宪政体的不可避免性，又指出了在近代中国国俗民情下建立共和立宪政体不能持久性。这种看法是颇有见地的。

　　应该承认，杨度从研究中国国俗民情入手，探索何种资产阶级政体符合中国实际，这是科学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杨度比此时的梁启超要高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