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初军阀割据的文化原因(3)

　　毛泽东早在1929年曾提出军阀主义这一概念，但没有作具体的解释，大意指“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18）C·M·威尔伯从理论上作了阐述，指出“军阀主义（militarism）是一种有组织的政权体系，其中武力通常是权力分配和制定政策的决定因素”。（19）但这种理论上的分析仍不够具体、不够全面。在中国近代，军阀割据的辖区对军阀来说俨然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军阀们就是无冕之王、名副其实的土皇帝。军队对这些土皇帝来说是命根子，有兵则有权，有权则有一切。“如果手中没有军队，他们在政治上就极少或根本没有权威，在政治斗争中，‘有枪则有权’，而不是凭资历”。（20）这对军阀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这一真理可以概括为“军阀主义”，即指那种因军治政，以军代政、拥兵自重、扩军备战的哲学思想。这一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是重兵观念和实用主义，一切行为的准则是是否有利于其军队和统治。

　　实用主义的军阀主义既盘踞一方，又唯利是图；既割据，又混战。这一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地方主义。军阀间的斗争较其他任何斗争都是相当残酷的，其结果往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因而军阀们一般是盘踞一地，而不轻易离开其老巢--“根据地”。每个军阀集团都首先有军队，其次便是势力范围，这是其士兵来源、经济来源和活动发展的空间舞台。如段祺瑞的皖系拥有安徽、奉天、山东、福建等省；直系拥有江苏、江西、湖北等省；阎锡山是始终龟踞山西；陆荣廷统治广西也长达十年之久等等。那么，这种地方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呢？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种或说两个原因：一是身为中央政府领导的军阀们在争夺中央政府的领导权时，因实力相差不大，不得独揽中央政府的政权，转而分赃瓜分起地方，以求经济来源，士兵来源和发展空间，把地方做为其政治斗争的后盾和根据地，如皖系和直系等；其二，地方武人不断扩张势力扩充地盘，但他们却无能、无力一统中国，便只好割据称雄一方，如桂系、滇系等。这两种地方主义带有极大的保守性和排他性，在其势力范围内是一个独立的王国，绝不允他人染指。当然同时又带有侵略性和扩张性，主要是为了更大的利益。

　　第二个表现便是追求“不变的利益”的混世思想。记得一位英国首相曾说过：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不变的利益。军阀与军阀间，军阀与帝国主义间亦是如此。张宗昌出身绿林胡匪，投机过革命，不能跻身于军阀行列，他先后投靠北洋大军阀冯国璋、曹锟、张作霖，后终于在奉系卵翼下发迹，拥兵数十万，威镇全国，成为山东一省之“主”。韩复榘为了三十万大洋从冯玉祥手下转而投入蒋介石的怀抱。有“倒戈将军”之称的石友三本是冯玉祥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曾三次叛冯，他投过蒋介石，也打过蒋介石，投过张学良，又打过张学良。他们的信条只有一个追求“不变的利益”，没有朋友可言。弱小军阀投到强大军阀的卵翼下，而强大的强阀则又纷纷寻找帝国主义作为靠山，如直系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奉皖两系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等等。军阀投靠帝国主义本是希图能从他们那儿得到帮助，结果是反被帝国主义利用来维护其在中国的统治利益。有奶便是娘的混世思想支配着军阀们纵横捭阖，纷争割斗，这便加剧了中国的动荡和反裂。

　　第三，军阀们不提倡“主义”没有信仰，无论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但不是无信条可言。张宗昌一次曾沾沾自喜地夸口：“我亦有主义，三多主义，亦称三不知主义，即一生不知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20）这个“三多主义”看似粗俗，却可以说是民初军阀所普遍追求的实在。正是在这一信条的驱动下军阀间不断纷争混战割据。“三多主义”是军阀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地方主义，有奶便是娘的混世思想和“三多主义”构成了军阀主义的有机内容，这一哲学思想是军阀分裂割据的一大原因。这一哲学思想就军阀们本身而言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没有形成一个体系，仅寓于他们行动之中，在无形地发挥着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割据的军阀从不自承认其割据，往往是把“统一”作为一种口号或招牌。无论袁世凯，还是段祺瑞、冯国璋、吴佩孚等人都曾高唱“统一”，希望以自己为中心来“统一”其他派系。一些官僚、政客也仰军阀鼻息追随呐喊，组建“统一党”、“统一促进会”等。这显然是虚假的，真正目的是要骗取民心，为扩充势力。然而仅此主观之目的，在客观上却大顺民心，是完全符合历史规律的，这就必然决定了军阀主义的短命。

　　回顾过去的历史，军阀不是近代仅有，军阀割据在东汉末年就产生过，他们相互吞并后形成三国鼎立局面，唐末的藩镇之乱，也是军阀割据。纵观之，军阀割据是一种暂时性的政治局面，在一个旧的统治秩序被破坏，新的统治秩序尚未建立前往往会出现，但它最终只能是向统一的一种过渡。中国近代的军阀割据亦然。

　　注释：
①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新版《毛泽东选集》（一）49页。
②成晓军《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第3-4页。
③来新夏《关于军阀史研究》，《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三）第4页。
④成晓军《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见第7页。
⑤苏书选《略谈陆荣廷的治桂权术》，《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二）第226页。
⑥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第113页。
⑦以上参见胡汉生《四川军阀割据时期之兵源考》，《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二）第137页。
⑧转引唐学锋《试论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1990、11、第125页。
⑨⑩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第73页。
(11) 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见第71、74页。
(12)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序言。
(13) 以上参见胡汉生《四川军阀割据时期之兵源考》，《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二）第137页。
(14) 转引唐学锋《试论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1990、11、第125页。
(15)《他曾经是蒋介石的亲信——郭汝瑰回忆录摘录》，见《人物》1987、1、第35页。
(16)姜义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轨迹的新探索》，见《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第60页。
(17) 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见第49页。
(18)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见新版《毛泽东选集》（一）第86页。(19) 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见第1页注释。
(20) 齐锡生著，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第60页。
(21)吕伟俊著《张宗昌》，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