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初军阀割据的文化原因

　　自袁世凯死去后，北洋军阀首先分裂而成三大派，加之原先一些地方势力的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民初军阀林立、割据的政治局面。至于军阀割据之所以形成的原因，论述者很多。梁启超曾用向心力和离心力来分析之。毛泽东曾概括两个根本原因，即“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①一些研究者也都曾专门论述过这一问题。但他们多从社会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来论述。本文不揣冒昧，从文化学角度来剖析民初军阀、军阀割据形成的原因，并揭示其迅速走上统一的历史必然性。

　　一

　　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从未间断，它保持着两千多年的延续，并且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得以阐述和发挥，可谓深入人心。及至进入近代以来，虽然有极少数的先进分子接触了西方文化，但是又有几多人能真正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呢？即使接受了西学的人，也只能称之为“狮面人身”--看上去是舶来的（狮子便是从国外泊来的），骨子里却仍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康有为是矣！严复是矣！正如有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进行概述时说：“对伦理价值的充实与发扬--不管一个人的思想是如何地走在时代的前列，但谁也不能否认或抛弃中国人对家庭以及亲情的重视。中国人在朋友关系上讲道义信守、在家庭关系上讲父慈子孝，是因为人在其中可以得到自己的满足。”②这是相当深刻的剖析，也是中国为何产生宗派主义的根源，军阀的产生亦然。“军而成阀，总是成串成团，单独存在不能称阀，它上有源，下有根，上上下下自成系统。系统内下级要服从上级效忠上级”。③儒家传统文化、尤其是它的伦理道德观对宗派的产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宗派又是军阀的基础。因而，可以说传统文化是形成中国近代军阀的一大思想根源。要分析军阀割据则须分析军阀的形成。没有军阀，则没有军阀割据，也更没有军阀混战。而军阀的形成则又是帮派集团的不断发展的最终结果。一谈及宗派集团，自然要想到儒家的传统文化--里面杂揉了很多的封建伦理道德的观念。军阀、军阀政治、军阀割据都是凭藉着帮派宗社集团得以发展维系下去的。

　　奉系军阀张作霖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军人，他起于草莽、啸聚狂徒，或称之“东北王”,或称之“枭雄”。想当年少年无赖，食不果腹，后来却统治整个东北，并曾一度把持北京中央政权。成功之道何在？张作霖善于钻营机巧，善于结拜笼络。在张做土匪时，与许多绿林兄弟结成患难之交，如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冯德至、孙大虎、汲金纯等。张正是在不断地结拜兄弟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势力得到充实。因为他们是结拜兄弟，所以在创业时是同生死共患难。及至后来办军事学校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如姜登选、韩春霖、杨宇霆、许兰州、郭松龄等，张对他们是私授以军政职权，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对内、对外，张还采用结秦晋之好、收义子等方式来缓和内外矛盾，招揽人才。张对部下常施以恩惠，以一严慈的家长身份出现。通过种种方式，张作霖在奉系军阀上层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宗社集团，这些人最起码在张的创业过程中是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取得对外矛盾的一致性。就因为张有这样一个严密的宗社集团才使得他能很快统一控制东北，才使奉系成为民初除直皖两系外声势最大、影响最广、统治时间最长的军阀。令人深思的是奉系军阀的凝固性是其他军阀所不能比的。

　　当然，军阀头目在建立自己宗社集团的方式上，有些是很细腻的，而且不拘于一格。对中国近代军阀产生极大影响的一个头面人物曾国藩，在这方面是颇有建树的。虽然他还称不上是一个军阀，但是其治军、治政的方法却很为其后的军阀所称道、所效仿。曾国藩在对士兵训练方面特别注重把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在一起，将军法与家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用父子、兄弟、师生、友朋、同乡等亲谊关系掩饰、调剂以至弥补上下尊卑之间关系，极大地减少湘军内部将帅之间、士兵之间的磨擦和抵触情绪，使士兵或下级易于尊敬官长、服从官长、维护官长，为官长出生入死、卖命捐躯也在所不惜。尤其是曾国藩的官职私相授受的做法，民初军阀无一不是如此。有人说，曾国藩“在军事方面深远影响，主要关键在于曾以儒学的道德观念纲常伦理去治军、去培植私有势力。从此以后，在一般武人、军阀们的心目中便自然地形成了一种观念，要使自己的地位长久不衰、永世流传，达到这个目就必须有兵权，要有兵权，就得培植自己的军队使之绝对服从自己、绝对忠于自己。这就必须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纲常伦理道德规范去教育下属，影响、驾驭和控制兵将。李鸿章是这样，袁世凯是这样，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新军阀更是这样”。④

　　统治广西长达10年的桂系军阀陆荣廷，其发家史是相当典型的。他二岁丧父，十岁丧母，曾做过伞店学徒，生活十分困苦。后来到中越边关落草绿林，上山为贼。他纯粹是以封建式的拉帮结拜不断壮大起来的。在其早年的绿林时期有“三荣”之说，即结义的陆荣廷、韦荣昌和莫荣新。当然，实际上还远不止这三人，如曾少魁、黄榜标、汪永隆等，后来在清军防营时的谭浩明、陈炳焜、林绍斐、沈鸿英等他们都是陆荣廷的结义兄弟，这班人组成了旧桂系的最高领导层。在中下层军政人员中又有各自的拜把集团，这些人都称兄道弟、互相延揽，成为团结内部的精神力量。除此之外，陆荣廷还收有许多的义子，如马济、陆福祥、韩彩风、陆德标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都在军政中任居要职。同时，这些结义兄弟或上下级间还纷纷联姻建立裙带关系，如陆荣廷的三子陆裕藩娶了谭浩明的九小姐为妻，四子娶了谭的十小姐，陈炳焜与李耀汉、莫荣新与沈鸿英都是儿女亲家，上行下效，互相攀结。此外，陆在任人方面还特别器重武鸣老乡。据《武鸣县志》记载：陆荣廷时代武鸣派出去任广西县知事和县级的政务官就有50多人。⑤

　　陆荣廷通过结义、联姻和乡亲关系结成了桂系军阀的最高领导集团，推行家长制来维护巩固桂系军阀的政权。这是陆之所以能割据广西长达10年之久的人力基础。没有他们，便没有桂系，便没有桂系军阀，则更不可能形成其割据。

　　历史事实证明，谁在这方面做得好，谁就能在军阀割据竞争中存活下去并得以发展。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南方军阀，都是这个道理，正如孙中山所说：南与北一丘之貉“.北洋三杰之二段祺瑞与冯国璋间的斗争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冯没有一批死党，没有一支服服贴贴的军队，而段手下却有号称”四大金刚“的徐树铮、靳云鹏、曲同丰和倪嗣冲为其撑腰，所以自1918年10月冯离去总统后便退出政治舞台，结束其政治生涯；而段则几上几下长期操纵着北京中央政权。老奸巨滑的阎锡山能始终龟据山西而长期不受染指，也是由于他能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土壤，结有自己的私党死党，形成阀，从而割据称雄。而唐生智的垮台则由于他势力发展太快，没有一支忠诚的领导“班子”，只注重了军队的扩编，而没有加强高层领导的团结，所以唐生智集团在形成后不久马上就垮台。

　　当然，民初军阀分裂割据的首要原因是根植于小农经济的皇权主义。有皇权就有一般人顶礼膜拜的重心，也就可以用它来维护统一的局面了。辛亥革命推倒了皇帝，膜拜的重心顿失。不过，袁世凯和孙中山仍勉强可以称得上重心，袁在落后的人们中颇有威信，故他能短暂地维持统一局面，然他一死就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取代其位子。虽然孙中山在觉醒的人们中有威信，但当时觉醒者太少，在与袁的斗争中又不能取而代之，因此乱了套。其实袁世凯在死之前，就因称帝而丧失威信，故尔在那时便已埋下了分裂割据的种子。然而，大一统的思想又使人们不满于分裂割据，因此一旦有强大的势力来实现统一，如北伐战争，有强大的人物来领导统一，如蒋介石，人们还是欢迎的。蒋介石底子不好是众所周知的，但乱世之下，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统一，别的人（如李宗仁、冯玉祥）就不行。人们希望统一，也就可以原谅蒋介石的不良品质。至于宗派主义，毕竟要让位于人心所向，这是众望所归。

　　二

　　上面主要分析了军阀集团的上层，仅有官，没有兵也是不可能形成军阀割据局面的。民初军阀迅猛发展，军队人数急剧膨胀，那么，哪来那么多的兵源呢？而人民又为何甘愿为军阀们充当炮灰呢？很多人士都曾指出这是由于农村自然经济的破产而城市资本主义工业的不发达无法接纳破产农民，农民（游民）只好被迫去充军。诚然，这也是理由，但是，“被迫”用在这里似乎有些生硬。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在民初军阀混战时期却兴起了一股热潮即从军。当然，这个“热”字还不能与今天的风靡一时相等义。但当时毕竟是掀起了一股从军的热潮。下面就从两个断面来分析一下这股热潮背后的人们社会心理，看看人们的经济观和社会价值观。

　　对于一般的破产或濒临破产的农民和游民来说，他们的出路是极其狭窄的。从中国人的性格来讲，他们有着极大的忍耐能力。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学者阿瑟·亨德森·史密斯（1848-1932）说：“中国人能忍受别的民族不能忍受的痛苦和不幸。”⑥以致使他感到惊讶。他曾“锲而不舍地问”处于破产和处于极端困苦下的人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得到的答复却都是四个字：“不敢！不敢！”而从经济观和社会价值观来考虑，在民初当兵去却是收入相当可观，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甚至实现政治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