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初军阀割据的文化原因(2)

　　曾有人对四川地区军阀研究认为：清兵每月平均银二两五钱，一年共30两，可买十三石黄谷（净重5850斤），这至少可以养活四口之家。民初一般士兵与清军差不多。⑦还有人也引用大量史料说明“当兵能过上较好的生活。”⑧当时班长月饷是9元3角（每元折银七钱一），排长是25元9角，当兵的最低月饷也有5.4元。广东地区的士兵则达12元。如果士兵们再搞点打砸抢或顺手牵羊之动作，那么收入就相当可观了。再看当时手工业工人一般月薪仅为5元，商店工人为3元，农村雇工平时为3元。而当兵只要招集了十几个人，就可以当上班长、排长之类。“通常是一个人在军队里呆了几年，通过积累或抢夺聚集了一笔财产后便”开校郏？“跑掉。⑨当时，有好多家庭是依靠在外当兵的丈夫或儿子来生活的。据统计，一个旅里”有68%的人把钱寄回去养家（根据主观的估计，有73%的士兵认为他们的家庭是贫困的）“⑩彭德怀自述也讲他的祖母、父亲和弟弟都是靠他的当兵的月饷六元大钱来维持生活，当兵对很多人来说显然已可说是一种职业，虽然它有死亡的危险性。

　　在经济观上，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当兵去，足以养家糊口，有的甚至可以赚钱发财。诚如齐锡生先生分析，”无家可归的农民和城市失业工人，一般都乐于当兵，因为它不需要特殊的技术。愈来愈严重的人口--土地比率失调，农村耕作缺乏技术革命，贫乏的市场和极不健全的信用系统，以及运输工具的原始，都造成了有70-80%人口居住在中国严重贫困的农业地区，大量的失业和半失业状况，遍及农村。农业中国的贫穷和社会萧条，使军队比其他职业对农民更有吸引力。“虽然社会传统观念”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使人们不愿去当兵。但”情况艰难时，军队常常是生活的唯一出路。正如一位学者曾说：“在中国社会中，军队的主要职能是为想改进自己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人提供选择的机会。但他们懂得，低下的地位、职业和能力，并不能常常带来成功‘.在20年代的经济和社会现实生活中，中国农民没有理由轻视军队，事实上，参加军队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齐锡生还得出结论，“与传统习惯和当时普遍认为的中国人讨厌军队生活相反。我们发现赤贫的经济情况造成了这个时期的中国农民并不把当兵看成灾祸，而是避免饥饿和绝处逢生的好机会，”“从理论上说，如果农民由于贫穷而纷纷当兵，那么，一个地区愈穷，这个地区的农民就愈想去当兵。”（12）

　　另外，在军阀混战时期各军阀头目大肆搜刮，举借外债，然而这些钱却又基本上投到军队上去。谢本书有统计，从1912-1927年军阀政府共借外款总额达13亿美元以上，用来支付军费的开支达54%以上。（13）盘剥地方的钱同样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作军费开支的。军阀取之于民，而用之于兵，通过军费开支又回到人们手中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可以说是走投无路的农民的奶娘。

　　有一情况是很可以说明问题的，即“这一时期无论各军文件或报纸书刊均无强行征兵、拉壮丁的记载”，“至少在民国十八年前它不是军阀的兵源。”（14）显然，从这里可以看出一般农民的普遍心理还是愿意去当兵。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知识分子，这是最能体现文化现象、社会心理的一个阶层。在中国近代史上对知识分子来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即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这中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仕途之路，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A·柯白所说“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极为重要，因为从此切断了传统教育同做官发迹之间的纽带，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正是依靠这一纽带才取得高官厚禄的，科举考试的废除，但是一时却没有新的现成的做官发迹的途径来填补这个空白”。（15）郭汝瑰的父亲郭锡桂刚好在这一年“本应录取为秀才，因为废科举，才落了空，为此感到终身遗憾”。（16）庆幸的是他有个当营长的堂侄接他去做了军需。那么大批没有“堂侄”的童生应该怎么办呢？

　　在清末民初，由于社会混乱，这给一批从军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这批从军者凭借个人的钻营机巧和实力开辟了一条通向升官发财的新路子，一举成为新兴的军阀，如曹锟、张勋、吴佩孚等人出身于小商贩之家；冯国璋、陈济棠等出身于贫农之家；徐树铮等人出身于教师之家。这些行伍出身的军阀以军队起家，他们以军为命，且接触了西方科技，开办军事院校培养军官，如北洋武备学堂、保定陆军学校、东三省讲武堂、云南讲武堂等，造就了大批有志青年。事实证明，报考军校或直接参军对青年来讲的确是一条路子，毕业出来后绝大多数人任职军官，如唐生智1914年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便被分到湖南陆军混成协任见习军官。阎锡山1909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次年便被任为山西新军86标标统，其他如张治中、蒋光鼐、蔡廷锴、傅作义等均为保定陆军学校毕业生。在军政不分的军阀割据时期，因为以军代政，因为战争频仍，不走从军一路是很难很快实现远大抱负的。这样就势必掀起一股从军热。大批有志青年如郭松龄等从军校（包括讲武堂、武备学堂）走进军队，充实了军阀集团的中下层领导，提高了军阀军队的素质，他们充当了军阀混战的前敌指挥，为军阀割据称雄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是军阀赖以割据的有力基础，是军阀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其中一小部分人还上升为军阀头目，如唐继尧、唐生智、阎锡山。

　　有一些人或说是粗通文墨，或说为人机巧，他们则不走军校这条路而是直接进军队，靠个人小聪明钻营，结果也混出个一官半职。此类人在当时为数很多，因为时人还是文盲、半文盲居多数。当然，这些人一般充任下级军官，上升为军阀高层领导者为数极少，如韩复榘。

　　十载寒窗，皓首穷经，最终目的还是进入仕途。但是，功名不易，青云直上的机会更难，当兵去则是舍难就易，尤其是在中国传统仕途被堵塞之后，一筹莫展的知识分子中很多人纷纷弃文从武，大批有识有志青年投笔从戎，于是形成了一股从军热。这些人或充任中下级军官或充任文职秘书幕僚等，成为军阀割据混战最有生命力的源源不断的人力基础，他们给任人唯亲的腐朽军阀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军阀们得以苟延残喘割据下去，甚至有极少数一部分人上升为军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有知有识的人来说，当兵虽有经济观方面的因素，但主要的应是社会价值观的因素。他们来到军队中主要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为了升官发财，实现政治抱负。的确，很多人也是达到了这一目的。

　　老百姓愿意当兵吃粮，这是军阀分裂割据的兵源条件。但这对整个社会的人来讲，不过是饮鸩止渴。当兵的人越多，生产遭到废驰，社会就越乱，人民就越穷。故从老百姓当兵的初衷（生计）而言，也是结束分裂割据的因素。

　　三

　　军阀为什么要分裂割据？是什么哲学思想支配着军阀集团分裂割据？“总起来看，人们一般不认为这些武人、军阀、政客有何思想而言”，（17）“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思想的定义。戴维·E·阿普特（David·E·Apter）把它定义为：‘关于政治准则明确和清晰的表达’。这个明确表达必须是有条理、有系统和有组织的，因为思想的形成是知识和道德成熟的过程。”（18）当然，这种定义狭隘了点，虽然军阀集团粗鲁野蛮，但任何一个人或集团的行为和他们奉行的准则都是在一定的哲学思想指导下产生的。本着这一原则，我们对军阀混战割据的哲学思想试作一点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