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新民说》(3)

　　4.根除“奴隶性”，培养国民具有独立自由思想。在“新民”说中，梁启超认为中国要成为新型的近代国家，必须培养具有独立自由人格的新型国民。然而，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人们麻木不仁，养成了一种“奴隶性”,甘心受奴役、受束缚箝制，他说：“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19）]因此，要真正革新中国社会，避免亡国的厄运，首先必须根治国民的“奴隶性”，用独立自由之思想启蒙教育国民，从而培养新型的理想人格。

　　当然，梁启超所谓的独立自由，从哲学范畴来说，归结为人的自我精神的自由。他说：“一身自由云者，我之自由也。虽然，人莫不有两我焉：其一，与众生对待之我，昂昂七尺立于人间者是也；其二，则与七尺对待之我，莹莹一点存于灵台者是也。”[（20）]就是说：“我之自由”有两层含义：一是与客观世界相对待的“我”的自由；二是与自身的肉体相对待的自我精神的“我”的自由。关于前者，梁启超主要强调了我与人、己与群的关系；关于后者，梁启超主要是从认识论角度提出了“除心奴”的思想。

　　梁启超认为“奴隶性”可分为“身奴”和“心奴”两种。[（21）]所谓“身奴”，指的是人之奴隶于我，也就是被迫屈从于外在压力；所谓“心奴”，指的是我奴隶于我，亦即盲目依赖、服从外在权威。两相比较，梁启超指出：“辱莫大于心奴，而身奴为末矣。”[（22）]为此，他列举了种种“心之奴隶”：诵法孔子，“为古人之奴隶”；俯仰随人，“为世俗之奴隶”；所任命道，“为境遇之奴隶”；心为形役，“为情欲之奴隶”。如此种种“心之奴隶”是“我”获得自由的大敌，所以“若有欲求真正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23）].梁启超深信，只要破除“心奴”，让理性自由活动，真理就会源源不绝地涌现出来，一切有价值的文化学术才能获得自由发展。

　　同时，梁启超还用西方人具有的权利观念来观照中国国民的奴性，认为人的权利思想与人格的自主独立、人的自由是相辅相成的。有了权利思想，人们才会自觉地追求自由，扞卫自己应得之权利；没有权利思想，自然也就不会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和人的自由。因此，人失去了治国事、定国法等等之权利，也就沦为奴隶。所以，梁启超期盼用科学和理性之光扫除以往数千年奴性之营垒，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自由意识以及独立的人格，使国民具备一国民之资格，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要。

　　5.新民德，重建现代伦理价值。改造国民的旧道德观念，造就一代具有新的道德观念、精神风貌和理想人格的新人，也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在创办《新民丛报》时就明确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24）]后来在《新民说》中，他又专门写了《论公德》和《论私德》两节，从伦理学上讨论了“我”与人，己与群的关系，鼓励人们无所畏惧地向旧道德宣战，进行道德革命，以建立新国民新道德。

　　梁启超把道德区分为公德与私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25）]他认为，公德即合群之德，中国旧伦理偏于讲私德，而忽视了私人对群体（社会、国家）的伦理关系，或者是“束身寡过之义”，不关心国家兴亡，或者是把个人对于国家应尽的道德责任看作是君臣间“私人感恩效力之事。”[（26）]因此，梁启超认为要树立国家、群体观念。但是，他同时又认为：“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27）]只有各个人独立、自由，才有群体的独立、自由，因而不能把独立与合理、自由与社会制裁（法律、道德规范）截然对立起来。他说：“欲求国之自尊，必先自国民人人自尊始。”[（28）]认为人民缺乏自尊心，就不可能有强盛独立的国家。

　　那么如何更新国民的公私道德观念呢？梁启超认为必须调和利群与利己关系。在他看来，“利己者人之性也”[（29）]，但人又有社会属性，不能离开群体而孤立存在，“故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己之利亦从而进焉。……故能真爱己者，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爱国，不得不推此心以爱家爱国人，于是乎爱他之义生焉。凡所以爱他者，亦为我而己。”[（30）]梁启超从“利己”出发，推导出“利他”、“利群”，又以“爱己之心”引出“爱他之义”，这种以“利己”为内核的伦理价值观，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旧道德的彻底否定，因而具有个性解放的特殊意义。然而，在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梁启超又特别注重利群利国，并把利群利国看作是道德的根本精神和评判新民的重要标志，严厉遣责了“独善其身主义”，大力提倡公德，认为“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31）]总之，梁启超在倡导建立一种新民的道德观念时，自觉地以西方近代伦理价值为参照系统，重新审视传统道德观念，用以击破以尊卑、等级、顺从为基本特征的传统伦理结构，确立以自由、平等、独立、利群为主要价值内容的伦理结构，因而又具有“伦理革命”的意义。

　　三、新民的逻辑起点和途径

　　提出具体的目标还只是“新民”的前提，困难和重要得多的是用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些目标。它的逻辑起点在哪儿？实现途径又是什么？对此，梁启超通过对西方近代社会变革的观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因此，中国的革新“必自学始”[（32）]。这就是说，要新民新国首先必须开展一场意在解放思想的“文化革命”.基于此，梁启超最早提出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道德革命”、“史界革命”的口号，并积极参与了哲学变革、教育改革和批儒批孔的斗争。同时，他又认为：“凡欲造成一种新国民者，不可不将其国古来误谬之理想，摧陷廓清，以变其脑质。而欲达此目，恒须借他社会之事物理论，输入而调和之。如南北极之寒热流，相剂而成新海潮，如雪界之冷气与地平之热气，相摩而成新空气。故交换智识，实惟人生第一要件。”也即必须借助他山之石，引进、借鉴西方文化，达到建设新文化、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梁启超不仅根据自己对中西文化比照理解，提出了改造国民性、塑新民新国魂的切入点，而且他还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了一套自视为重要并为之竭诚尽力的新民途径和方法。一是用教育培养新民。梁启超认为，一个国家或社会是“积民而成”[（33）]，其好坏取决于民；政府的优劣也一样，有良好的国民才能有良好的政府。因此，只有先用宣传教育，以新的教育精神培养出“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现今之民而非陈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34）]的现代国民，才能出现好的国家和政府。当然，梁启超在宣传“新民”的过程中，只强调国民素质对国家、社会和政府的制约，而否认问题的另一面，即社会经济对新民的制约。因此，在封建、半封建经济基础上，以宣传教育来塑造民族新的国民性是难以做到的。二是用报刊启蒙新民。梁启超指出：“报馆者，国家之耳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35）]因此，在改造国民性的呼声中，梁启超非常重视报刊宣传的作用。他认为报刊除了“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外，还能“对于国民而为其响导者。”[（36）]即一方面可以通过报刊宣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以唤醒国人；另一方面也可以揭露封建专制的腐朽统治和愚民政策，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荡涤安分、柔顺、服从等奴隶习性，重铸新国民；同时也可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人权理论，为从封建迷雾中解脱出来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价值标准。总之，梁启超以报刊新民的宣传方式从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向民众发起了近代政治思想意识的宣传启蒙。三是变革旧史学，创立“新史学”新民。梁启超十分重视历史学，认为在世界所有的学问当中，只有史学“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只有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37）]因此，民众要增强爱国心、民族要增强凝聚力，必须大力发展和普及史学。但中国传统史学，陈陈相因，缺少生机，存在“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四大问题，[（38）]不少史书难懂、难选择、无启发、少感情，不能起到开启民智，教育国民，服务国家的功用。因此，为达到新民之目的，梁启超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并执切希望通过“革命”后的“新史学”能够适应近代社会发展变革的需求，加快人的现代化的进程。四是以“新小说”塑造新民。早在戊戌变法前着《变法通议》时，梁启超已很看重小说的教育作用。《论幼学》一篇，就把“说部书”与“识字书”、“文法书”等并列，作为蒙学教材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梁启超看来，小说“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官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39）]因此，在倡导新民的过程中，梁启超自然选择了小说这一适合广大群众欣赏水平和欣赏习惯的文学体裁，借以向民众灌输新思想。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40）]这充分表明梁启超对于新小说于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的重视。为使小说真正发挥新民作用，梁启超亲自创办《新小说》杂志，并撰写《新中国未来记》小说，拉开了“小说界革命”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