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新民说》(2)

　　同时，严复所介绍的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也构成了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这种学说认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不只是生物界的规律，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社会从一开始便处于种与种争，群与群争的状态之中，只有那些适应生存竞争的智者强者得以生存和发展，因此民族要生存，就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再者，如同生物有机体的性质、强弱取决于细胞的属性一样，一个国家、民族的强弱盛衰取决于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素质的高下优劣。依据这一理论，梁启超断言，中国人全体之“腐败恶劣”乃是中“积弱之最大根源”，是中国“病源之源”。[（9）]他论证说：“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10）]因此，中国在近代的落伍和受欺凌，从根本上讲是国民素质低下造成的，而不是清政府统治所致，中国人民不应“科罪于当局”，而应自责、自省、自觉作一个新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11）]这样看来，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撰写《新民说》，从根本上讲，就是要造新民，强民智，培育新国民。这是从世界各民族竞争的大趋势而想出的救国良策。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梁启超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及封建专制制度是造成中华民族陷入苦难、危亡的深渊和国民素质低下的根源没有清醒的认识，却把国民的诸种弱点缺陷看作是因，而把专制制度、专制政府及其罪恶看作是果。由于因果倒置，梁启超一再要求人民把矛头指向自身，把人民的自新看作是改造国民性的重要途径，这势必削弱人民对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革命的精神，客观上无疑起了保护清政府反动统治的作用。但梁启超依据学来的理论，高度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的现代化，这对推动历史前进产生了积极影响。

　　另外，从梁启超论述有关新民思想的大量文献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注重从道德修养来塑造国民精神面貌是梁启超设计理想人格的目标模式之一，而这一目标模式与藉道德人心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思维模式是一脉相承的。这意味着梁启超在启发国民通过反省进行自我改造时运用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教义作为其新民学说的理论依据。如他所说的“新民”一词，即直接取自于儒家经典《大学》中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一思想，认为要从国民精神面貌的塑造，从个人道德修炼上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后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办报宗旨中，更明确地表白其受《大学》的影响：“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12）]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在致力新民的过程中，实际上充当了封建制度乃至封建文化叛逆者的角色，因此，其新民思想本质上不同于封建社会的整肃人心，但他吸收了前人在塑造理想人格上的合理成分，以塑造出近代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国民、新国魂。

　　二、新民的目标模式

　　既要“新民”，就要确立一个理想的目标模式。这既是改造国民性过程中必须首先解决的方向性问题，又是决定“新民”成败的关键问题。对此，梁启超十分明确。他说，所谓“新民”就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13）]前者的意思就是对那些能够体现民族风貌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进行更新、改造，赋予其新的内容，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和应付外来文化的挑战；后者的意思就是以西方文化做为参照系，找出中国传统国民性中的缺陷、薄弱之处，然后一一勘之、鉴之、改之、补之。根据这一思路，梁启超一方面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国民资格为标准，对缺乏国家思想、社会公德、权利观念、自由思想和自治能力等几千年封建文化积淀在中国国民心灵深处的劣根性进行了无情鞭挞，另一方面又以深沉的爱国责任感努力造就一代具有新的道德观念、精神风貌和理想人格的新国民。

　　1.树立国民远大理想、培养国民顽强毅力。梁启超认为，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完成都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必须有赖于远大的理想和信念。而理想确定之后，毅力则是成功与否的关键。他说：“志不足恃，气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者足恃。”[（14）]而且理想越大，事业越大，其成功越难，阻力越大，费时越长，毅力越重要。人们的才气差别往往不是事业成败的决定因素，有无毅力则带有根本意义。从一个民族讲，有坚韧不拔、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者，其气盛，其雄姿勃发，反之则假日愉乐、萎靡不振。因此，梁启超把培养毅力作为改造国民性和重振民族精神的重要一环。

　　2.克服惰性，养成国民积极进取的精神。梁启超认为冒险进取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文明的保证。“人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国有之则存，无之则亡。”[（15）]欧美之所以在近代突飞猛进，中国之所以在明清之后一天天落伍，其根源在有无冒险进取精神。欧美的哥伦布、麦哲伦、华盛顿、拿破仑、克伦威尔、林肯、富兰克林，都是敢于冒险，执意进取，才取得了事业的成功。进取冒险精神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呢？原因是，一曰生于希望；二曰生于热诚；三曰生于智慧；四曰生于胆力。四者交相辉映，相互促进，遂产生无穷之动力，助事业之成功。然而，在梁氏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并非从来就不具有进取冒险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导致国民不仅失去并以鄙视的目光来看待这种精神（对进取冒险，“不曰好大喜功，则曰忘身及亲”），一是受了老子“无为而治”的“谰言”影响，二是因“诵法孔子者”，往往“遗其大体，摭其偏言”[（16）]所致，即抛弃孔子“狂”、“为”、“乾”的一面，而取其“狷”、“勿”、“坤”的一面。因此，按照“淬厉其所本有”的原则，梁启超大声疾呼，要求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那些原有的进取冒险精神，以更新国民的精神风貌。

　　3.克服重文轻武之习，弘扬尚武精神。梁启超认为，中国自古就有“见义不为谓之无勇，战阵无勇斥为非孝”的“尚气任侠”的尚武精神，但因久居大一统局面，国民“则习为礼乐揖让”而养成一种重文轻武之见。[（17）]因此，面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到列强欺压的惨状以及世界上流行的“强权政治”、“铁血主义”，梁启超大力提倡国民弘扬尚武精神，主张国民要强心力、壮胆力、增体魄，重振雄风。他急切指出：“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狞猛枭鸷之异族遇，是犹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吾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18）]这里，梁启超把尚武与增强国民体质结合在一起，以铸炼刚健奋进的国民精神，这种主张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远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