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民族主义(3)
辛亥革命网 2011-04-21 00:00 来源：《安徽史学》 作者：沈寂 查看：
蔡元培指出，现在“新可以为满人标志者，惟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实食之特权耳”。
蔡元培在此指出现在所以仍有“满洲人”三字保存，是一部人保持自己特权所采取的一种“政略”。那么革命者也可反其道而行之，用“排满”或“仇满”为反“政略”。蔡说：
自欧化输入，群知人为动物进化之一境，而初无贵贱种之别，不过进化程度有差池耳。昔日种族之见，宜若为之消释。而仇满之论，反炽于前日者，以近日政治思想之发达，而为政略上反动之助力也。盖世界进化，已及多数压制少数之时，风潮所趋，决不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之社会，此其于政略上所以有仇满之论也。
本来是个政治问题，为什么反“政略”竟成了种族复仇？他说，仇满论的提出者，也是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适闻西方民族主义之说，而触其格致古微孔教大同之故习，则以仇满之说附丽之。”这样就把政治革命变成了种族革命。
蔡预测，仇满论者采取的措施，将会有二途：一曰暴动，二曰阴谋。前者如义和团，不分教士商人，见洋人就杀；后者则“如周之于殷，越之于吴，闻敌之治焉而忧，闻其乱焉而喜，遣谍者以间之，贻玩好以惑之……。要之，无满不仇，无汉不亲，事之有利于满人者虽善亦恶，而事之有害于满人者虽凶亦吉，此则纯乎种族之见也”。历史证明，“暴动”未有见，史籍所见的排满措施，均属第二种（谋有所图而隐秘不使人知）。以种族之见，“闻敌之治焉而忧，闻其乱焉而喜”。诚如徐锡麟所说：：“满人妄想立宪，便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国人之程度不够立宪，以我理想立宪是万万做不到的，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申报》曾建议清廷：“实行立宪而推诚相与，使彼党中具有能力之一、二人，恍然于朝廷之与民更始，而无所用其破坏，无所用其反抗，则不但上下可无事，即中外亦相安。”一方推诚，另一方如不承领，亦属无效。徐所刺的恩铭就是一位积极推行新政的巡抚，委“曾经出洋”的新派道员办巡警学堂，亦全力支持严复在安徽高等学堂作新教育试点，成绩卓著。仇满论者却把这样的满吏作为报民族公仇的对象。
仇满革命，是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倒退，可是在我史界，长期均以辛亥革命的成功而诠释其正当性。辛亥革命成功何在？揆诸事实，辛亥武昌十月的炮声，不在同盟会谋划之列，孙中山等人都在国外。其所以能使清廷震溃，连孙中山亦说：“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据国外学者的研究，当时起关键作用的是立宪派、绅商和新军中的一批新军人，“1908年—1913年是中国民主运动的黄金时期”，“当时新闻自由和选举自由”，是特别重要的二点，因此“认为是咨议局和自治会的联合行动推翻了清政府”。立宪派本是信任清廷预备立宪的，在1910年发动了三次请愿速开国会的运动，就是对清廷立宪信任的表现。但在第三次国会请愿代表团进京时，因其请愿书措辞激昂，清廷震怒，下诏勒令返里，代表们则对清廷失望。据当事人徐佛苏说：“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以各咨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第二年武昌的炮声，他们认为是“可以发难之问题”就行动起来了。他们是政治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