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民族主义(2)
辛亥革命网 2011-04-21 00:00 来源：《安徽史学》 作者：沈寂 查看：
此时则有一些革命知识分子，有鉴满清政府中的亲贵大臣颟顸无能，是革新的阻力，为求有效的清除他们，就选择在民族问题上做文章，否定满汉一体论，恢复“夷夏之防”传统理论———仇满。章太炎是这方面的理论家。1902年在东京召开支那亡国242周年纪念会，即把种族与革命合一，号召留日学生“雪涕来会，以志亡国”，煽动种族仇恨。1903年邹容作《革命军》，亦强烈倡导种族民族主义，引证《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所载史料，激发人们的仇满情绪，提出“父兄之仇不报，而犹厚颜以事仇人”。徐锡麟的仇满思想，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形成的。陶成章在《浙案纪略》的《诸党会原始》中说：“明之末也，浙江沿海义师抗拒最烈。……及太平天国之师入浙，浙人恢复之思想复活，而会党之势力乃又炽矣，……（20世纪初）乃复有所谓革命党者，乘时奋兴，与诸会党结合，为之助其焰而扬其波。
积而久之，遂成丁未之巨案”。即是说浙江的会党，上承明末之反清复明运动，光复会则是“助其焰而扬其波”。把仇满溶入革命，孙中山实是始作俑者，1894年成立兴中会，即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同盟会时改为“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纲。1902年在东京召开的支那亡国242周年纪念会，就是由孙中山主持的，并称邹容的《革命军》“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他创立的兴中会、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宗旨基本相同，只是宽窄有别。两会之间的矛盾、分歧，有人以孙中山的话“‘惟以名位为争端，则二会之公咎也’，一语最为正确、公平”。表明它俩的分歧，不是由于宗旨不同而引起的。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排满革命则一度成为华侨、留学生以及上海等地的主流思潮。与海内的立宪派形成鲜明鸿沟。
民族主义在古代，是为了抵御异族，我国春秋时期有“尊王攘夷”，西方罗马人的力拒蛮族皆是。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思想的出现，一般都是由民权主义带动民族主义。为了发展国内的民族工商业，启发国民自觉心，抵抗异族入侵，或反抗异族压迫，民族主义思想是团结一致对外的最佳工具，所以民权主义可说与民族主义是互动的、共生的。我国戊戌变法与庚子勤王的失败，在争取近代化过程中的阻力是封建专制，不是满清王朝此时骤然对汉族实施变本加厉的残酷压迫所致。官僚政治的腐败，是封建体制造成的，不是种族压迫的原因。
章太炎说：“同族相代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孙中山同样持此论，光复的旧业是朱明王朝，以清朝替代明朝为“亡国”；邹容所著的《革命军》，亦署“皇汉民族亡国后二百六十年，岁次癸卯三月”。这样的光复，与西方的文艺复兴有质的差别。文艺复兴是恢复古代的人文精神，反对宗教神权统治，成为近代的开端。排满的光复，仅仅是恢复汉人做皇帝，如果不能证明明代比清代先进，则与文艺复兴正是相反。其所谓“革命”，也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不具西方“革命”一词“革故更新”之意。恢复“夷夏之防”，更是大汉族主义歧视异族，进而压迫异民族，依然是民族不平等，与同盟会所强调的“自由、平等、博爱”是不相符的，在逻辑上是矛盾的。
但是，“排满”是一个能煽动民族感情的口号，有人说同盟会（国民党）的成员，“信仰三民主义的加入同盟会的几等于零”，而多半是为排满而加入。“排满”作为革命的一种策略（或曰“政略”），事实证明它能鼓动群众的情绪，但不能贯彻革命的宗旨。邹容《革命军》在社会上流行之际，即有革命派中的蔡元培，著文解释所以提倡仇满的原由，题为《释仇满》。他说：
吾国人皆一汉族而已，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凡种族之别，一曰血液，二曰风习。彼所谓满洲人者，虽往昔有不与汉族通婚姻之制，然吾所闻见，彼族以汉人为妻而生子甚多，彼族妇女及业妓而事汉人者尤多……彼之语言文字、起居行习，早失其从前扑鸷之气，而为北方裨士莠民之所同化，此其风习消灭之证明也。由是而言，则又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然而满洲人之名词，则赫然揭著于吾国，则亦政略上占有特权之一记号焉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