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禄贞殉难之谜探析(5)

　　论及吴禄贞殉难的文章一般都认为，他志大气豪，“自比为中国的华盛顿”，将警惕视为怯懦，所以是他的粗心大意招致了杀身之祸。笔者觉得吴被刺固然与他的粗心有关，但仅仅看成粗心所致，似乎不足以说明问题。六镇驻扎石家庄的只有吴鸿昌统带的十二协，十一协已被派赴汉口前线，“原有司令部的僚属均被调离分散，随从吴本人的很少”（《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吴禄贞身边自己的力量本来就十分单薄，此次到石家庄前线后就更显得弱小。所以，在“宣布采取革命手段，明晨直赴北京”，“有不服从者即以军法从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453页）的命令之后，当场便遭到反对，吴禄贞意识到力量对比悬殊后，也预感到局势的危急，头脑逐步清醒，并为之感到“心跳”（《八十三天皇帝梦》，第223—224页）。为防遭人暗算，吴禄贞等人曾到办公室后的花圃里躲避，第一次凶手到站长办公室行刺时未发现，吴禄贞等人刚从花圃回办公室时，与第二次行刺的凶手遭遇。笔者认为，面临马蕙田这样的警卫首领都参与的集体事变，即使再增加几名卫兵，肯定也是无济于事。吴禄贞在政敌环逼的险恶对峙时，公然宣布对不服从命令者军法从事，就迫使政敌向他举起屠刀，招致了无法躲避的灾祸。即使七日凌晨没被杀害，翌日起义中能不能幸免亦很难预测。

　　虽然吴禄贞殉难了，但他的名字和他的革命精神永远被后人所铭记，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不管是回忆录、纪念文章，还是史学论文，在评价吴禄贞殉难造成的影响时都一致认为，他若不死，“其事业必大有于中国，并影响及于世界无疑”（曹亚伯《武昌起义真史》中册，第235页），“中国的历史也许会呈现出另一种局面”（赵宗颇《吴禄贞》第98页）。有人具体分析说：“他当夜不死，翌晨会同山西军队与张绍曾、蓝天蔚的队伍向北京进攻，清廷即可推倒，不会给袁世凯以进京操纵和谈的机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455页）。还有人则断定，“绶卿不死，京津大局必早底定。武汉南北两军，亦不致激成恶战。然则绶卿死而因之死者千万人”（张元济《附录吴绶卿先生遗诗序》）。人们对吴禄贞的怀念和对他的牺牲所表示的惋惜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要冷静地正视历史的话，就需要对上述“吴禄贞7日凌晨如不由于粗心而被杀，中国历史就会重写”的说法进行重新认识。当然，历史发展的实际结果已对此作了回答，我们之所以要重新对以往的假设再认识，目的在于说明客观历史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吴禄贞7日凌晨如果没有被刺，第二天起义军就一定能够打下北京吗？吴如不牺牲，7日白天起义能否爆发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起义按期举行；再就是因六镇反动军官的集体反对，起义遭到破坏。根据六镇实际状况分析，后一种可能性更大。退一步说，即使起义计划宣布顺利，按时爆发，那么打下北京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下面从三个方面略作分析：

　　第一，按北上计划实施，需要有二十镇张绍曾的紧密配合，而不论张绍曾是否为立宪派，也不论吴禄贞发给张的电报已被陈夔龙截获，仅就张当时的身份和心境而言，他不会响应吴禄贞的夹攻北京计划。11月5日张绍曾被清廷封为长江宣抚使，解去二十镇实权后，使本来就不坚定的信念就更加心灰意冷了。史学界不少文章的观点都认为，吴禄贞赴滦宣抚二十镇时，早与张绍曾约定好夹攻北京大计。其实这与史实不符。吴禄贞10月30日到滦州，31日得知吴鸿昌率六镇去攻打山西，连夜匆匆赶赴石家庄，不可能已经制定出“联晋约张”共同起义打北京的计划。实际上，吴与阎的联合也并非一拍即合，是经过了多次谈判，双方才相互妥协让步，达成最后协议的。陆军部秘书科科长恽宝惠的回忆可为之提供佐证：“吴禄贞与彼（张绍曾）等往返密商事诚有之。若谓吴曾奉派往滦州宣抚，始得协谋发动，则不记忆有此事。且在时间上似不可能，盖两人之动机不同，其办法亦不一致。”（《八十三天皇帝梦》第222页）。

　　第二，六镇十二协的反动军官们也绝不会顺顺当当地服从吴禄贞的指挥，背叛他们的主子而登上革命党的“贼船”。在六镇中，除了吴禄贞这个靠捐两万两银子得到的虚位统制外，革命党人打入北洋新军的寥寥无几，像何遂、孔庚等还是吴禄贞临时找来帮忙的，所以，革命党人对六镇新军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故此不能与南方新军同日而语。再者，吴禄贞与京、津、保的革命党人联系甚少,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也没有在自己周围真正形成一股促使革命形势发展的势力，更谈不上吸收工农参加。那么，单凭光杆司令怎能轻而易举地拿下北京呢？显然这是过高估计了革命势力的力量。

　　第三，清廷近畿已加强收缩防守，仍有一定实力，并非不堪一击。荫昌当时已经返回北京坐镇，清廷仍牢牢地掌握着禁卫军、旧式练军和其他各镇所剩各营，在石家庄还有第一镇第一标死死牵制着吴禄贞的行动，直隶总督陈夔龙奉旨新招的巡防二十营也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武昌起义后，清廷被震惊而出现慌乱这是事实，但是，这架封建统治机器尚未完全停止运转，袁世凯集团还要利用清廷。至于清廷打算撤往承德的说法，不过是革命党人为制造舆论鼓动革命的宣传策略而已。清廷给直隶总督的谕电：“现在人心不靖，谣诼纷坛。朝廷以镇静为主，并无北狩之说，著即传谕士绅，万毋听信说讹言。”（《宣统政纪》卷四十）足以证明没有此事。

　　以上所论说明，吴禄贞起义并不完全具备必定胜利的条件。假设条件充分具备，起义也绝不会因吴禄贞被杀，整个布置全部戛然而止，形势毫无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这里并无意贬低吴禄贞先烈发动的联军起义，只是想真实地评估这段历史，并透过吴禄贞殉难的事件，重新认识武昌起义后直隶的形势，以及袁世凯培植的私人武装在此次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把吴禄贞被杀事变与袁世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最终篡夺革命果实的结局，作为历史进程中两个相互联系的现象加以重新审视。也只有正视袁世凯势力在北洋新军的私属关系，认识六镇反动势力的顽固性和袁记亲信如林的客观环境，才更能显示出吴禄贞挺身而出的英雄本色和他那种敢于直捣黄龙的胆略与气魄，从而确认吴禄贞不愧为辛亥革命的“磅礴精英”、“盖世之杰”（《孙中山祭吴禄贞文》）。同时，研究工作也不能完全以感情代替历史，以主观假设代替客观分析。过分夸大了吴禄贞牺牲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就等于过分夸大了历史进程中偶然性的作用，从而会使我们模糊这段历史，得出一个离奇的结论。正如英国流传的一首诗所说：“钉子丢，马掌掉；马掌掉，马摔跤；马摔跤，骑士亡；骑士亡，打败仗；打败仗，国家亡；丢了一个钉子，亡了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