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禄贞殉难之谜探析(4)
辛亥革命网 2011-04-19 00:00 来源：《文史精华》 作者：李惠民 查看：
谜底的透视
吴禄贞作为六镇统制、新任巡抚，在关键时刻不能驾驭六镇，这是石家庄车站事变的重要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寒。从1910年12月23日吴禄贞出任六镇统制，到1911年11月7日殉难，他始终就没有真正掌握住六镇。
第六镇由武卫右军和南洋自强军组成，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吴禄贞的前三任王士珍、段祺瑞、赵国贤都是袁的心腹。吴禄贞能够出任六镇统制，一方面由于他花了巨款，贿通庆亲王奕劻；另一方面又是皇族中载涛等一派与袁世凯势力争权夺势的产物。近畿六镇除第一镇外，全是袁世凯训练指挥过的军队，并由其亲信们把持了上下兵权，只是自载涛任军咨大臣后，才开始重用留日士官生，吴禄贞是作为掺“沙子”补缺上任的。
由于形格势禁，吴禄贞深感没有用武之地，他的性格和抱负与所处的环境存在明显矛盾，对上、下两级的关系始终都处在极不和谐的状态。吴禄贞曾试图改变旧有状况，打破六镇原有配备结构，通过人事调整而逐步控制六镇。陆军部虽然按吴禄贞提议撤换了十二协协统周符麟，却“拟暂由二十四标统带吴鸿昌升署”，没同意他提名的递补，为此吴禄贞亲笔草函，径呈大臣、副大臣，语气凌厉，要以必行，结果仍未批准，“吴因以大憾，不满之意，形于词色”（《八十三天皇帝梦》，第221页）。吴禄贞这样做不仅激化了与周符麟的矛盾，还因为他表示不满陆军部任命吴鸿昌暂补十二协协统，又招致了新任协统的憎恨，为以后的石家庄事变埋下了祸根。吴鸿昌后来在驻石家庄六镇中是仅次于吴禄贞的最高指挥官。
统制与协统不合就更无法控制下级军官。开始时，六镇各级军官因撤周符麟，都“无不人人自危，各怀去志”（《陆军部检查官吴宗煌上陆军大臣荫昌密呈》，宣统三年二月），与吴禄贞积怨匪浅。后来，这些袁世凯的大小爪牙也不甘愿受吴禄贞的摆布，上下其手，多次闹事起哄要挟。性刚毅爽的吴禄贞，几经努力毫无奏效，加上陆军部大臣荫昌因吴禄贞写信指责他，而怀恨在心，派人到六镇收集材料，罗织罪名，试图寻机撤他。不愿削足适履，而又无可奈何的吴禄贞惘然若失，“觉得第六镇现在既无法整理，将来对革命也发生不了大作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452页）。此后便常住北京“与朋侪饮酒赋诗，借以清除胸中的积闷，很少到保定去过问第六镇的事”，“与该镇官兵的关系不免日渐疏远”（《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第453页）。由此可见，在六镇这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袁家军中，吴禄贞未能改变客寄虚悬的地位，仍然没有掌握住任何实力，可以说吴禄贞统制的官衔确实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正是由于这种状况存在，当吴禄贞计划起兵的时刻，出现六镇反动军官的集体事变，也就不足为奇了。吴统制与下属部分反动军官们对立关系，正是石家庄车站事变的基础。
吴禄贞对六镇已失去信心，一直到遇害的前夜他还谈到“第六镇是靠不住的”。那么，为什么他还要冒险组织起义呢？单从现有的历史现象出发，而不从心理分析角度观察，难以揭示其中奥秘。
武昌起义的枪声驱散了吴禄贞的低沉情绪，报道各地独立消息的电讯改变了他借酒消愁的抑制状态，激起他的无比兴奋。在与从南方来京的李烈钧痛饮的宴席上，李烈钧“宜早举动以为响应，我等须努力，武汉不足恃”的话语与畅饮的烈性酒，一并在吴禄贞胸中燃烧起来。直隶开始骚动了，参加秋操的张绍曾拒不受命回防，驻扎滦州，并联合通电要求清廷立宪。被激情所驱使的吴禄贞此时“顿足曰‘好事让人为之’”（《辛亥革命》第六册，第329页），便想抚慰滦军之机，约张绍曾共济策应。直隶邻省山西爆发起义后，清廷直接命令吴鸿昌领六镇前往进攻娘子关，在滦州的吴禄贞闻讯愧曰：“吾劝诸将袭北京，而所部攻晋，何面目在此与诸将相向乎？”（《辛亥革命》第六册，第371页）连夜由滦州赶赴石家庄。在急骤变化的形势发展影响下，吴禄贞大脑的兴奋与抑制两种过程失去平衡，出现了优势兴奋中心，以往对六镇的失望心理被冲淡，这是抑制功能减退的一个标志。他劾荫昌，截军火，组成燕晋联军，制定进攻北京的起义计划，都是在兴奋与抑制不平衡的心理状态下决策和进行的。吴禄贞所举大计与他统辖的六镇反动军官的行为准则，是根本对立而不相容的，可他却恰恰又模糊了这种认识，因此，两者间矛盾冲突必将爆发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