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黄兴的合作(3)
辛亥革命网 2014-10-08 15:47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徐立刚 查看:
12月上旬起,黄兴以民主共和为原则,主持了南北议和。他曾对耿毅说:“大势如此,我何能独持异议。孙大总统初回国,尚不知此中内容,责我过于软弱,我只好忍受。”[14]不过后来孙中山也面对现实,在坚持民主共和的原则下让位于袁世凯。
(四)
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孙中山与黄兴政治见解相近似,行动也还协调。二次革命失败后,两人在政见和党建问题上有严重分歧,无法合作,但在处理彼此关系上比较理智,政治上并未决裂,仍保持私人友情。护国战争中,两人互通声气,重新合作。
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孙中山与黄兴先后从事实业建设,又先后北上会晤袁世凯。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后,孙中山起初也是主张通过政治或法律手段解决宋案,并非一开始就主张武力讨袁。黄兴一开始要以暗杀反击袁世凯,被孙中山劝止。黄兴在武力讨伐上也作了多种努力和准备,但因大多数人不赞成和他自己毫无胜利把握而一直持慎重态度。无奈之下他才主张诉诸法律,借以揭露袁世凯,为武力讨袁作舆论准备。孙中山与黄兴都主张联日反袁。[15]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黄兴主动代替孙中山去南京指挥军事,保障孙中山安全。
孙中山与黄兴对二次革命失败原因见解不同,对失败后的形势估计大相径庭,在建党问题上有原则分歧,经多人多次调解,政治裂痕仍无法弥合。但黄兴既没有拉人另组政党,也没有在党内拉帮结派,仍然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公开表示:“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中山,其他不知也。”[16]为避免党内矛盾恶化,黄兴离日赴美。
1914年6月27日,孙中山赴黄兴寓所送行。孙中山对黄兴赴美很关心,曾“亲笔致书美洲华侨同志,谓克强先生为吾党健者,革命元勋,理宜竭诚欢迎”。[17]1914年8月14日,孙中山在《致戴德律函》中说:黄兴“作为一位朋友和老革命家,我仍然视为友好,所以我已嘱咐我在美国的同志对他热情接待,如果你碰巧遇见,也请同样待他”。[18]9月,袁世凯所派代表与美国银行接洽借款,孙中山曾电黄兴设法阻止。中华革命党协理一职倒并非虚悬以待黄兴。
黄兴在与美国华侨谈及孙中山时,都表示很尊敬孙中山,从不公开公开讨论他和孙中山的分歧,对孙中山“不独无怨言,而且绝无违背本党之行动”。[19]1915年10月,黄兴托其子黄一欧送函孙中山,“谈到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的发难时机已经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20]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刺死后,孙中山致函黄兴,详告最近国情,强调反袁各派团结方能致胜,并托黄兴在日借款购械。黄兴为此在东京多方奔走,有了眉目。7月6日黄兴归国抵沪后,孙中山与他“互相过从,商谈国事,一如往昔”。[21]
1916年10月31日黄兴病逝,孙中山“为国为友,悼伤百端。”[22]亲为发丧,领衔主持丧葬。
(五)
孙中山最早从事民族民主革命,高举反满民族主义大旗,并能提出符合世界潮流的民主共和革命目标,同时具有愈挫愈奋的爱国强国奋斗精神,被拥戴为革命领袖。但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伟人在从事伟大事业时,即便在核心领导层范围里也不能包办一切。孙中山与黄兴合作,以黄兴为副手,大大有益于孙中山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这样两人优势互补,革命事业大发展,主要表现在两广、海外的力量与长江中上游的力量互补,革命理论与实际工作互补,政治宣传与武装斗争互补。
孙中山觉悟早、视野宽、胸怀广,理论造诣深,意志坚强,作为领袖具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气魄,也过于自信、专断,处事简单、急躁,缺乏民主协商作风,后来家长制作风破坏了孙黄合作。而黄兴为人宽厚,大度无私,严于律己,顾全大局,从不居功诿过。他非常尊敬孙中山,称之为先生,始终如一地维护孙中山的领导与威信。黄兴往往帮孙中山补台,有效地协调革命阵营内的矛盾、纠纷,维护团结,阻止分裂。
孙中山名气大,在祖国内地、香港、日本等地活动不便。他有很多时间精力在南洋、欧美从事财政、外交上的努力,由于他对外国政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华侨的捐助也不能无限度地供给,因此实际工作成效大受限制。黄兴坚持原则,长于实践,长期主持同盟会的党务、军事,威望高,功劳大。“孙氏理想,黄氏实行”之说有失偏颇,但也不无道理,两人确实是各有侧重。
孙中山与黄兴合作,既成就了辛亥革命也成就了他们自己。正如章士钊说:“无逸仙则无克强,反过来说,无克强则无逸仙。”[23]宋教仁说:“黄克强先生与中山先生同为吾党泰斗”。[24]
注释:
[1]魏育邻译:《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宫崎滔天全集》第4卷(日本平凡社出版),转引自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2页。
[2]、[4]、[15]萧致治:《黄兴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113、322页。
[3]《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页。
[5]田桐:《同盟会成立记》,《革命文献》第2辑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