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黄兴的合作(2)

　　（二）

　　1905年同盟会成立至1911年武昌起义，孙中山与黄兴在同盟会中作为领导人，彼此扬长避短，分工协作，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同盟会内部几次出现分歧、纠纷时，黄兴以革命大局为重，维护孙中山作为领袖的地位、威信。

　　孙中山长期在国外生活，对于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比较了解，对世界大势、各国政情认识比较清楚，擅长于民主革命理论的研究，善于跟外国政界、财界人士打交道。他与华侨有广泛的联系，易于取得他们的支持。孙中山在同盟会革命活动中侧重于三民主义理论建设，游说欧美朝野寻求政治经济支持，向华侨募集可观的经费，建立同盟会在南洋、北美的海外组织等。

　　黄兴生于湖南，就读于湖北两湖书院，留学于国内留学生最集中的日本，跟国内与留日学生界均有广泛的联系。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即离开日本去东南亚各地活动，1907年3月日本政府又禁止孙中山在日本居留，同盟会东京本部工作实际上多由黄兴主持。黄兴相对擅长军事，注意在留日学习军事的学生中发展同盟会员，培养后来在各省起义的骨干力量，同盟会在国内的历次武装起义他几乎无不参与发动和指挥。

　　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就以主要精力和时间直接投入两广地区武装起义的筹划和准备工作。黄兴也潜入广西清军中奔波数月，多方联络。1906年秋冬，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制定了指导全国武装起义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提出以两广作为武装起义起点的战略思想，在孙黄初次相会时即为黄兴所接受。由于孙中山为清朝政府和香港当局所注目，不能回国直接从事武装起义的发动，甚至不能在靠近国境的地方过久居留，同盟会发动国内武装起义，往往是孙中山在国外谋划、筹款，供给枪械军饷，而由黄兴负责具体筹备、军事指挥，带头冲锋陷阵。黄花冈起义失败后，黄兴要亲身搞暗杀，孙中山多方动员同志解劝，指出：“黄君一身为同人之所望，亦革命成败之关键也。彼之职务，盖可为更大之事业，则此个人主义事非彼所宜为也。”[6]

　　1907年初，同盟会开会讨论中华民国国旗式样时，孙中山与黄兴曾产生分歧。孙中山坚持要用兴中会用过的青天白日旗，且在上面增加红色，“改作红蓝白三色以符世界上自由平等博爱之真义”。[7]大概孙中山觉得自己理由够充足了，而黄兴对青天白日旗的否定太伤自己对兴中会先烈的感情，不由地激动起来，将话说绝。见他专断，黄兴也火了，事后冷静下来，主动让步。

　　1907年、1909年两次倒孙风潮中，作为同盟会第二号人物的黄兴的态度至关重要。如果他不是光明磊落、以革命大局为重，坚决维护孙中山的领导地位，并做说服调解，很可能使孙中山威信扫地、同盟会分裂。

　　（三）

　　从武昌起义至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孙中山与黄兴仍是内外分工协作，合力担当革命重任。孙中山在黄兴任劳任怨、不图名利地协助下，开创了中华民国这一历史新纪元。

　　1911年11月12日，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武昌起义成功。他事后说：“时予本可由太平洋潜回，则廿余日可到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战争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回国。”[8]20日，孙中山在纽约针对国内局势提出五条指导性意见，第一是关于武昌革命之进行，由黄兴率领同志前进。孙中山自己绕道于美国、英国、法国，走访政要，希望外国政府对中国革命予以政治经济支持，然而外国政府只保持中立，孙中山的愿望落空。

　　黄兴于10月28日辗转抵达武汉，临危受命，担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保卫汉口、汉阳，苦战整整一个月。其意义诚如居正所言：“克强之功，不在守汉阳之孤城，而在其大无畏之精神，以未经教练之乌合残卒，含辛茹苦，抵抗冯国璋北洋熟练之雄师，因此稳定起义之武昌，促各省革命党之崛起”。[9]冯自由说：“克强之功，虽在坚守汉阳，而其能坚守汉阳，以促各省革命党之响应，则关系民国兴亡尤巨。其后汉阳虽以势孤失守，然克强固已血战逾月，心力交瘁，则非战之罪也。汉阳既失，克强乃走上海，谋率各省义师大举北伐。各省代表于是拥戴克强以组织元帅府。迄中山先生自欧洲归国，当选临时大总统，克强受任为陆军部总长，而民国中央政府遂以产生。世称孙黄为开国二杰，克强诚当之无愧矣。”[10]

　　在革命阵营内，黄兴发挥了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后的关键时期的领导作用，为同盟会扩大了影响，团结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使革命的领导权不致更多地落在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手中，为革命派在即将成立的临时中央政府里争得了应有的领导地位。12月20日，各省代表会请黄兴尽快从上海来南京组织临时中央政府。黄兴正当筹款就绪，确定24日启程之际，突然接到孙中山来电，知道孙不久即可抵沪，黄兴又临时决定等孙中山来再说。

　　12月26日，黄兴、陈其美、宋教仁“密商举先生为大总统分途向各代表致意”。晚上的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上，宋教仁力主临时政府采用内阁制，孙中山则力主总统制。27日继续开会，宋教仁“内审国情，外察大势”，再一次强调“责任内阁之适于民国”，不肯稍让。孙中山最后也只得“认可”。会议讨论决定“举孙中山为总统，克强为内阁总理”。但黄兴坚持不受，请宋教仁担任，宋教仁亦不允。[11]黄兴在南京各省代表会议上就政府采用总统制发表意见，得到代表赞同。组建南京临时政府过程中，在政府体制、总统选举、人事安排等方面，黄兴协助孙中山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财政极为困难，孙中山直接处理外交、财政，结果向外国借款皆成泡影。同盟会中有人对孙中山不谅解，黄兴为此做了很多解释、说服工作。

　　在临时政府里，黄兴是最忙的人，除军事外，议和、筹饷以及处理各方面关系等等，都离不开他的策划。胡汉民说：“时战事未已，中央行政不及于各省，各部亦备员而已；独克强兼总参谋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也”。[12]张继说：“总理在临时总统期内，诸事由克强作主，总理毫未改本来面目。群众开会时，总理偶参加，仅坐会场前列，并未特置台上坐位。而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者，气度使然，并非有人教之也。一般趋炎附势，概称克强为‘克老’。”[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