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张謇(3)

　　当时，各省纷纷独立，不相统率；就是江苏省内，也出现了都督、司令如毛，各自为政、相互争持的现象。张謇第一步是力主程德全移驻南京，“并宁、苏为一”，逐步恢复江苏全省政令的统一。第二步是进而力争以上海为政治中心，把操纵全国局势的主动权掌握在他们一伙的手中。而第三步则是通过“南北和谈”，把独立各省的政权汇总起来，统统移交给袁世凯。根据赵凤昌遗留的各种函电文稿，可以知道张謇等人曾经设计一个政治方案：即模仿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十三州会议总机关”，尽快在上海设立各省代表临时会议机关，以便于南北议和并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经过他们的多方面活动，到十月底，各省代表终于由武汉改在南京会议，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正式开议，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的临时中央政权也正在筹组之中。而赵凤昌的惜阴堂，则是操纵所有这些活动的幕后中心。

　　可是，孙中山于十一月六日到达上海，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他们的计划。由于这位革命领袖在同盟会内外享有崇高的声望，同时也由于黄兴等人极力维护革命阵营的统一，很快就在南京成立了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导的中央临时政府。张謇被任命为实业总长，可是他从一开始就持消极态度。说什么“时局未定，秩序未复，无从言实业也”，并且批评孙中山在政策问题上是“未知涯畔”。（《张謇日记》辛亥十一月十四日、十五日。）他很快就离开南京，而且不再到职，随后更借口汉冶萍公司抵押借款问题正式辞职。同时，他高唱“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并联络章太炎等建立中华民国联合会，随后又改组为统一党，用意都是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相对抗，以拥立袁世凯为职志。所以当他获悉南方同意以清帝退位为条件而改选袁世凯为临时总统时，便连忙密电告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历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迫清帝逊位。张謇认为“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张謇日记》辛亥十二月二十八日。）所谓难，是指结束革命远远难于结束清朝。次日，孙中山辞职，参议院经孙推荐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革命派仍想以迎袁南下就职，使之离开北方巢穴，以便对这个军阀头子有所约束。袁世凯当然不愿舍北就南，张謇连忙建议说：“目前第一难题，即要公南来。解此题者，只有二法：一从在京外交团着手，一从北数省人民着手，……使不欲南之意不出于公，当可有效。”（《张謇未刊函电》。）袁世凯一手导演的兵变争都丑剧，以及中外反动势力的一片鼓噪：“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等等，大体上都与张謇的意愿相吻合。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张謇自然感到满意，但也没有马上参加袁记内阁。这是由于他刚刚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职务，“今若忽焉而北，则浅见者必以为有轻重向背于其间，而无识者且可造为种种荒诞离奇之语。”《张季子九录·政闻录·为时局致袁总统函》说穿了，就是想掩盖自己反孙拥袁的政治立场，而以在野的身份为袁“拾遗补阙”和“遥为声援”。他先后参与了共和党、进步党的建立，以对抗同盟会及其改组而成的国民党，还为南京临时政府、留守府和上海军政府的结束及遣散民军有所策划张罗。直到9月初，他感到江苏以至南方局势已经初步稳定，才亲自北上拜会袁世凯，表面上仅仅是就盐法改革有所陈说，实际上是参与共和党筹谋如何分化革命派并支持袁政府“集权统一”。

　　正当张謇认为“统一”、“秩序”在望，将可大展“棉铁主义”宏图的时候，1913年3月20日出现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惨遭暗杀的案件，整个政局重新动荡，南北战争一触即发。张謇不分是非曲直，反对武力讨袁，力主“持以镇静”和“法律解决”，他夸大革命代价的高昂，并且丑化与诋毁革命的领导人，说是“孰肯以汗血所得之金钱，供二次、三次革命不已之挥霍，自买今年明年纠缠不了之苦痛。人心如此，钱从何来？无所得钱，凭何革命？”（《张季子九录·政闻录·调和有此致孙少侯、王》）他以“调停”人自居，实际上却是利用汪精卫、陈陶遗等妥协分子，拉拢和影响黄兴等人，孤立孙中山并反对他所领导的“二次革命”。张謇这种政治态度，同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大多数人倾向于妥协是相一致的。

　　及至袁世凯将“二次革命”镇压下去以后，张謇立即于10月中旬前往北京，就任熊希龄主持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农林工商总长。他不明白袁世凯无非是把这个“名流内阁”作为一种装饰品和铺平独裁帝制道路的垫脚石，却幻想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他梦寐以求的棉铁主义。在两年任期中，他“延揽通晓工商法之人”，认真编辑20余种法令条例。他主张应把工业发展的重点确定为纺织和钢铁，提倡和保护民营工商业，吸收外资须注意“条约正当，权限分明”（《张季子九录·政闻录·为时局致袁总统函》），并拟订了各种雄心勃勃的发展实业的计划。张謇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是具有进步性的，而且他还懂得经济不能离开政治的道理：“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他很希望出现一个能够从“法律、金融、税则、奖励”四方面“扶植、防维、涵濡、发育”本国农、工、商业的“贤良”政府，可是他没有想到袁世凯所最关心的却是复辟帝制，因而两年来努力制定的20来种法令条例往往流于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