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张謇(2)

　　清廷继续倒行逆施，于宣统三年（1911）四月组成所谓“皇族内阁”，实际上是进一步实行集权专制，同时又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全国舆论为之哗然，立宪派与清廷对立达到极其尖锐程度，不少人已倾向于挺而走险，另作他图。张謇虽然也感到清政府“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但仍然没有放弃劝说清廷回心转意的幻想。因此，他到上海邀集汤寿潜、赵凤昌、沈曾植等联名向载沣上书，劝他“危途知返”，改组内阁，“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指袁世凯）。”不久，他又代表沪、津、粤、汉四地商会进京，与美国达赉财团商谈合办中美银行与太平洋航业公司问题，并借此机会对清廷作“最后之忠告”。

　　四月二十七日，张謇偕江谦、孟森等从上海乘轮船溯江而上。他们在武汉停留了九天，由于瑞□的有力支持，用闪电般的手法以大维公司名义取得了湖北纱、布、麻、丝四厂的承租权。五月十一日，张謇于北上途中特地下车看望蛰居彰德的袁世凯，两人“道故论时”，对政局显然有所计议。据当事人回忆，张謇回车时含笑说：“慰廷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80—182页。）五月十二日抵京，受到载泽、端方等人的热烈欢迎，并被特意安排在翁同和故居住宿。十七日载沣召见，任命为中央教育会会长。张謇则建议清廷注重民生，实行宪政，政府承担川路亏空，并全部收购商股以平息保路风潮等。随后又曾分别与奕□、载泽、盛宣怀等有所磋商。张謇在北京奔走近两个月，并未获致任何具体结果，但载沣等这种“求贤若渴”的姿态却赢得了他的知遇之感。他除派雷奋作为代表参加直省谘议局联合会外，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该会活动。

　　六月回到上海，仍集注精力筹议中美合资兴办实业事宜。当四川保路风潮已经发展成为武装起义，全国革命大风暴即将狂飙突起的时候，他还和赵凤昌认真起草《报美团（指东方商团）书》，准备组织代表团到美国“报聘”。

　　为了庆祝大维纱厂正式开工，张謇于八月十三日又赶到武昌。十六日大维纱厂、布厂同时开工，紧接着便是频繁的宴会，以欢庆他的经济势力伸入到华中地区的中心。丰厚的利润几乎使他陶醉忘忧。直到十八日，也就是汉口宝善里革命党总机关被破获的那一天，他兴致勃勃地参加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举行的午宴，甚至还派专人护送孔雀、锦鸡各一对给通州博物苑。晚间又和湖广总督瑞□畅谈到深夜。十九日（阳历10月10日）上午过江在汉口等船，晚八时登轮返沪。船开动时已发现长江对岸起火，“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上烛天也。”（《自订年谱》辛亥八月。）张謇最为害怕的景象终于出现了，这就是辛亥武昌首义的烽火。

　　十九日深夜船到安庆。他本来是应邀前来和安徽巡抚朱家宝商谈导淮问题的，可是革命的步伐究竟要快得多，当地新军已在酝酿起义，还有什么导淮可言呢？二十日，他连夜挤进塞满人群的江轮，第二天赶回南京。他先后劝说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出兵镇压湖北革命运动。铁、张自顾不暇，无以为应。他又赶到苏州，连夜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建议立即解散皇族内阁，组织责任内阁，严惩“酿乱首祸之人”（指盛宣怀等），“然后定期告庙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但是，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各省区的纷纷独立，终于使张謇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清朝已如“绝弦不能调，死灰不能□。”他重新判断时局，认为武力镇压已无前途，决定放弃君宪，转向共和，从“和平光复”中另谋出路。上海、浙江光复后，他即支持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九月十八日，通州也宣告独立，“地方秩序如常”，大生资本集团毫无损失，张謇的哥哥张□且出任总司令。在此前后，他还打电报给已经奉命进攻湖北民军的袁世凯，劝他认清国内“大多数趋于共和”的严酷现实，应赶紧前往北京，防止皇室逃亡，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以确定共和政体，稳定全国局势。并分别写信给铁良和张人骏，劝他们断然放弃武装反抗。

　　九月二十日，他暗自算了一笔帐：“计自八月十九日至今三十二日，独立之省已十有四，何其速耶！”（《张謇未刊函电》。）平均不到三天就有一省独立，这更坚定了他附和共和的决心。十日一日，他当选为由谘议局改组的江苏临时议会议长。十月中旬赴沪，与章太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晤谈。二十四日终于将作为清朝臣仆标志的辫子剪掉寄回家中，并且在日记上注明：“此亦一生之大纪念日也。”他拒绝接受清廷授以农工商大臣、东南宣慰使的任命，说是眼见大势已去“尚有何情可慰？尚有何辞可宣？”公开表明了对清王朝的决绝。他接受了江苏军政府两淮盐政总理的委任，但这并非是真心实意支持革命。因为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欲江宁之回复秩序，须设置民事（指政府）；欲设置民事，须客军（指各地民军）出发；欲客军出发，须财政先得数十万。财政之大者在盐，为乡里计，不得不为任盐事。”（《张謇日记》辛亥九月二十日。）总之，他是希望清朝和革命同时结束，由袁世凯出来收拾残局，恢复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