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张謇

　　光绪三十一年（1905）是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进入高涨的一年，同时也是清政府开始伪装预备立宪和资产阶级改良派认真发起立宪运动的一年。

　　张謇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展开了频繁的政治活动。因为他感到“内忧外患”严重到了极点，只有立宪才能使“外而眈眈环伺之列强，内而狡焉思逞之匪党，皆当改易视听，革面洗心。”（《张謇、赵凤昌、汤寿潜改定立宪奏稿》，此件收于《近代史料信札》（北图善本）。）除协助张之洞、魏光焘向清廷上书以外，他还积极联络各省督抚，以寻求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袁世凯本来是他在庆军幕中教读过的学生，后因不满于袁之骄横跋扈而绝交已达二十年之久。辛丑秋李鸿章死后，袁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声势□赫的大人物。清王朝的摇摇欲坠和革命潮流的高涨，促使张、袁捐弃前嫌，重新携手以应付危局。这年秋天，由于抵制美货运动在全国范围蓬勃发展，张謇除托吴长庆之子保初北上向袁面陈一切外，还写信劝袁对抵制美货运动不可采取高压政策，并且应该正式出面倡导立宪。张謇急切地呼吁说：“且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及时不图，他日他人，构此伟业，公不自惜乎？”这显然是针对袁富有政治野心而作的引逗。袁回答得也很巧妙：“各国立宪之初，必有英绝领袖者作为学说，倡导国民。公夙学高才，义无多让。鄙人不敏，愿为前驱。”（张一鏖：《拟复张季直殿撰》，《心太平室集》。）从此，北袁南张，一个在朝，一个在野，遥相呼应，纵横捭阖，在晚清政局中起了重要作用。

　　次年（1905）六月，出国考察宪政大臣端方和戴鸿慈回到上海。张謇带头发起商学两界公宴，以显示“众心希望立宪也。”同时，他还替端、戴起草《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宣扬只要仿行日本宪法，就可以得到三大好处：1．“君权永固”，2．“外患渐轻”，3．“内乱可弭”。七月中旬，清廷迫于内外形势，正式谕令“预备仿行宪政”。国内外立宪派欢欣鼓舞，纷纷“开大会，举祝典”。张謇立即写信恭维袁世凯的“功烈”“足以伯仲大久保矣”，袁的复信则再次吹捧张“英绝领袖之才，……鼓吹群伦，隐然为舆论之母。”（张一鏖：《拟复张季直殿撰》，《心太平室集》。）由于得到袁世凯等有权势的督抚支持，张謇一伙的劲头更足，就在这年冬天正式组成了预备立宪公会。

　　预备立宪公会推定郑孝胥为会长，汤寿潜、张謇为副会长，成员多数为苏、浙、闽三省绅商名流，而其中骨干分子则大多为张謇的密友和亲信。在成立大会上争论颇多，大体上可以区分为“急进”和缓进两种主张。张謇显然倾向于缓进，认为：“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张謇：《自订年谱》丙午十一月。）这可以看作是张謇一派在整个立宪运动中的方针路线。

　　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谕令设立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宣统元年（1909）八月，江苏谘议局正式成立，张謇当选为议长，随即发起国会请愿运动。他与江苏巡抚瑞□商定：由瑞□出面联络各省督抚，要求组织各省内阁；张謇则负责联络各省咨议局，敦促从速召开国会。他还应汤寿潜的邀请，专程前往杭州说服浙江巡抚增□。江浙两省地方当局和谘议局步调协同一致，因而能够在全国立宪运动中处于倡导地位。是年冬，十六省谘议局代表齐集上海，举行国会请愿代表团谈话会，并组成33人国会请愿代表团。张謇在代表团出发时赠言：“秩序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会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再，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张季子九录·文录·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疏序》。）

　　但是，以醇亲王载沣为首脑的清政府并没有为张謇之流的“输诚”所感动，连缩短四年预备立宪期限这样有限的要求也未能接受。宣统二年春，张謇召开江苏谘议局会议，决定再次清求速开国会。五月，又发动了第二次国会请愿。此次请愿除各省谘议局代表外，还有各省商会、华侨商会及其他政团代表参加，一时号称有20余万人参加，很有一点声势。但清廷顽固如旧，不仅坚持九年预备立宪原议，而且严厉告诫请愿代表：“毋得再行□请”。但张謇等仍不死心，紧接着又为第三次国会请愿作准备。

　　八月，新成立的资政院正式开议，国会请愿代表团乘机再次向清廷上书，并到处游说宣传。资政院一致通过速开国会的决议，各省督抚也联名奏请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于十月初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由九年改为五年，预定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并预行组织内阁。张謇已经满足于清廷这样微不足道的让步，中止了原来打算亲自北上活动的计划。但国会请愿代表团却深感不满，继续要求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恼羞成怒，驱逐请愿代表，并逮捕惩办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彻底失败。张謇对此不能不感到沮丧，叹息说：“亟求立宪，非以救亡；立宪国之亡，其人民受祸或轻于专制国之亡耳。呜乎！世人知余言之痛耶？”（《张謇日记》辛亥正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