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6)
辛亥革命网 2011-03-14 00:00 来源：历史研究 作者：章开沅 查看：
革命因此成为社会行为的规范，价值评判的标准，不仅是政治评判而且还包括道德评判。也正因为如此，革命又成为某些政治家随心所欲的法宝，他们可以用革命的名义满足自己日益膨胀的权势欲望，或则是以反革命的罪名来处置那些可能威胁自己的对手，乃至任意处置那些主观认定为“罪大恶极”的无辜平民百姓。这样，革命便走向自己的反面。
当然，不应把这种极端扭曲的社会现象归咎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它毕竟产生于中国的历史社会土壤。而且，还必须看到，由于落后的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法国大革命在辛亥前后对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相当有限的。它的影响并未普及于一般群众，而主要局限于以新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精英群。即令是社会精英群，认识层次也不尽相同，多数只限于情感激动层次，真正进入理性层次者为数并不甚多，而且理解也并非确切。这是由于中国的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瓜分亡国的威胁迫使广大群众不断奋起抗争，同时也使一代又一代社会精英在尚未作好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便被推上革命领导地位。他们率先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并且期望有更多的追随者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因此，他们在革命宣传中必然是民族（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而个人利益（直至生命）必须服从民族（革命）利益。这种宣传，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民族的解放（或阶级的解放），也就没有个人的解放。但是，这样长期的反复的宣传，也容易走向片面与极端，以致使中国的民主思想启蒙受到很大局限。
因为，君主专制无非是一种政体，宗法结构和宗法思想才是它得以长期延续的基础。辛亥革命前后的民主主义宣传教育，最初曾在改造奴隶根性和争取人权自由方面下过功夫。但随着武装起义的频繁策动，革命党人一方面把批判的火力集中于清朝的皇帝与政府，一方面则极力宣传民族主义以求增强革命队伍的凝聚力与组织纪律。与此同时，革命党人也逐渐重复立宪派的论调，认为中国的国情与法国不同，人民早已享有很大的自由，因此更须加强的倒是道德与纪律。辛亥革命以后，就连长期接受西方教育并在国外活动的孙中山，也认为中国人自由散漫得如同“一盘散沙”，必须经过家族一宗族一国族的发展，才能团聚成为统一的强大的民族。而个性解放、人权自由，在孙中山晚年阐明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中，并没有占据起码的位置。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以父家长主义为核心的宗法思想始终未能受到比较充分的清算。不管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革命推翻了旧的家长而同时也就拥立了新的家长；人民在这个新的“家庭”里依然处于从属与依附的地位。人民的福祉多少与社会的进步与否，更多地是取决于家长是否贤明及其采取何种政策，而人民的意愿与实际参与所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标榜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专政”论者，恰好是从法国大革命罗伯斯比尔那里寻根。与此相联系的是，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专家”则往往以雅各宾派自居，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力求把异己分子赶尽杀绝。
法国大革命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或许可以说，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并非专属法国，而且也属于整个世界。法国大革命自然并非尽善尽美，它也有自己的不足乃至严重失误；但它毕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辉煌前驱，而其影响则遍及环球大地。中国曾经接受其积极影响，经过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又经过一系列革命斗争终于摆脱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但是，中国又曾走向一种极端，把革命从手段转换成为目的，把在一定历史时期必要的革命夸大成为永不停顿的、无间断的革命，终于造成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这是极为沉痛的历史教训！
值此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谨草本文，以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