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2)
辛亥革命网 2011-03-14 00:00 来源：历史研究 作者：章开沅 查看：
康有为认为，对于民权与革命的潮流，不宜简单粗暴地加以堵截，只能因势利导，最好是走英国君主立宪的渐进道路。序言说：“且夫寡不敌众，私不敌公，人理之公则也，安有以一人而能敌亿兆国民者哉！则莫若立行朝断，不待民之请求迫胁，而与民公之，如英之威廉第三后诸主然。明定宪法，君民各得其分，则路易十六必有泰山磐石之安，聃彭之寿，尧、舜之誉，生死哀荣，国家长久，天下后世，师之慕之。”康有为的文字和言论，诚然扭曲了法国大革命的形象，但却也或多或少透露了这次革命的积极意义。
在戊戌维新诸君子当中，对法国大革命评价最高而个人气质又最接近于法国革命志士的只有谭嗣同一人。他在《仁学》一书中慷慨陈词：“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夫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唱民主之义，未为奇也。”（《仁学》卷下。）他给老师的一封信也断言：“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上欧阳瓣疆师书》三，《谭嗣同全集》，第303页。）及至戊戌变法失败，他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对劝其走避的友人说：“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自古至今，地球万国，为民变法，必先流血。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流血请自谭嗣同始。”（《清国殉难六士传》，《知新报》第75册。）这种英雄气概，较之法国当年那些英勇就义的前辈，丝毫也不逊色。但谭嗣同认为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还未达到大革命时期法国人民的水平，因此，“与中国最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仁学》卷下。）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谭嗣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主张与实践，毕竟未能超越那一代先进中国人的水平。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里对中国影响甚微，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人民尚不具备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心理态势。直到19世纪末年，作为维新变法的主要推动者，无非是一群刚刚从旧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愧是社会精英，但却缺乏足够的新兴社会中坚力量作为依托，因此他们便不敢直接效法法国大革命的榜样。
君主专制主义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自然经济、宗法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宗法思想异常根深蒂固。与西欧国家不同，由父家长主义延伸形成的“定于一尊”与“大一统”思想，在中国长期被视为天经地义。与近邻日本也不尽相同，“至尊”与“至强”在中国是统一的，君权始终是稳定国家秩序的中心，是人们心目中不可侵犯的神圣。因此，否定与抗拒君权的造反（革命），历来便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罪大恶极。早期的先进中国人，仍然未能完全摆脱这种传统思想的束缚，他们既要争取若干民主权利，又不敢从根本上触动至高无上的君权，因而便主张以英、日为榜样而以法国为鉴戒。变更这种相对稳定的心态，需要有更长的时间与更大的推动力量。
当然，不能把康有为等人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惧以至否定统统视为反动。因为，他们毕竟承认法国大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时代潮流的前驱；即令他们肆意渲染百年前法国的革命恐怖，其意图还是在于警醒国人并敦促朝廷变法图强，他们对于君主专制主义的批判，对于民权主义的宣传，尽管有一定的限度，但毕竟为20世纪初年民主革命思潮的勃兴开辟了道路，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也为法国大革命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多少起了一些媒介作用。
二
从1900年到1901年，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出现于中国大地：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之役、《辛丑条约》的签订，……民族的生机可以说是不绝如缕。
中国是在空前的社会大动荡中迎接了两个世纪的交接，新旧两派的斗争日益激化并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情况正如当时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词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