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
辛亥革命网 2011-03-14 00:00 来源：历史研究 作者：章开沅 查看：
也许由于好奇乃是人之天性，一般来说，异域与异质文化之间，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尽管彼此并不一定具有真切的理解。这种情况，在社会的巨大转型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
在18世纪，与中国对于西方的淡漠态度正好相反，欧洲却通过耶稣会教士带回的一鳞半爪，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刺绣、轿子、轿式马车，乃至折扇、绢扇和手绘墙纸，成为法国、德国宫廷和上层社会的时尚宠物，时人称之为“中国风格”和“中国趣味”。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一些决心冲破中世纪黑暗的思想先驱，力图从遥远的中国文化中寻求革新的灵感与激情。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即曾指出：“欧洲的王室与商人，仅知在东方寻找财富，而哲学家则于此发现一个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作者主张，欧洲人对于中国“应该赞美、惭愧，尤其是应该模仿”。
这股“中国风”对于此后的法国大革命究竟具有何等影响？我们自然难以作过高的估价。但法国大革命，包括它的思想先驱伏尔泰诸大师，却对百余年后中国的辛亥革命产生过明显影响，本文就是试图从这个角度作初步探索。
一
18世纪的中国，从总体上来说，对于遥远的西方世界是相当冷漠的，而冷漠则产生于隔绝与无知。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尽管震动了整个欧洲，乃至影响于美洲、非洲，但却对其时的中国并无任何触动。
直至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惊醒了中国，人们开始瞩目外在世界，而首先是着力了解西方。但在最初一段时间，却并不注意法国，法国和发生在法国的大革命，在中国人的“世界”中还缺少应有的位置。
影响甚大的魏源《海国图志》，以大量篇幅介绍英国，民主则推重美国，并且视瑞士为“西土桃花园”，而法国却受到无端冷落。
如果说，魏源从未走出国门，对外在世界的了解难免缺失，那么，此后曾经漂洋过海亲履欧洲大陆的人们，心目中又给法国何等位置呢？回答的声调仍然是低沉的。曾经先后出使法国的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连同曾任驻法参赞的黎庶昌，都仍然推崇“君民共主国政”的英国，或则把小国瑞士看作“无君臣上下之分”的理想国。尽管他们都肯定西方的议会政治，但却只称赞“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而指谪法国议会“叫嚣之气过重”。（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在这些人当中，到法国次数最多的当数以写“八述奇”知名的外交官张德彝，特别是他第四次赴法逗留近一年之久；但在他的有关记述中，也只介绍拿破仑、拿破仑第三、普法战争、巴黎公社，而对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却很吝啬笔墨。
可以说，有很长时间，中国人（包括先进分子）对法国大革命是很隔膜的，这种情况要到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才有所变化。
1898年，康有为为了推动维新变法，向光绪皇帝进呈《法兰西革命记》，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但是，他主张以俄、日为榜样，却以法国为鉴戒，即以法国革命之酷烈来恫吓清廷，敦促皇帝尽快变法。
在康有为的笔下，法国大革命是一幅惨绝人寰的恐怖画卷。他为《法兰西革命记》写的序言如此描述：“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国中，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家，千万之中人，骨暴如莽，奔走流离，散逃异国，城市为墟，而变革频仍，迄无安息，漩入回渊，不知所极。至夫路易十六，君后同囚，并上断头之台，空洒国民之泪，凄恻千古，痛感全球。自是万国惊心，君民交战，革命之祸，遍及全欧，波及大地矣。……普大地杀戮变乱之惨，未有若近世革命之祸酷者矣，盖皆自法肇之也。”这就等于说法国大革命是世界各国革命灾难蔓延的罪魁祸首。
但是，康有为又不得不承认民权与革命是时代的发展趋势，因而人力也就难以阻遏。所以序言又说：“臣窃观近世万国行立宪之政，盖皆由法国革命而来，迹其乱祸，虽无道已甚，而时事所趋，民风所动，大波翻澜，回易大地，深可畏也。盖大地万千年之政变，未有宏巨若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