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使团对清末上海社情的观察(5)

　　日本藩士在上海逗留时间不长，但所见烟毒泛滥情形已经触目惊心。与他们同期在沪的杭州人葛元煦，后来在所著《沪游杂记》（1876）中专载《洋烟害》一目，形容一个吸鸦片者，“但见愁容如枯木，勉强支架在人间”。并引《竹枝词》说：“洋烟之害，害人若投渊”。19世纪70年代访华的日本汉学家竹添光鸿（1842一1917），也十分注意鸦片泛滥的情形，他作诗讽罂粟花——

　　翠袖轻飞不受尘，娇红艳紫殿残春；

　　前身应是倾城女，香色娱人又杀人。^12（P221）

　　此诗揭示了在罂粟花轻柔香艳外表背后的杀人本质。另一位日本汉学家冈千仞（1832一1913）于19世纪80年代访华，也痛论烟毒“缩人命，耗国力”^13（P76），将“烟毒”与“贪毒”、“六经毒”并称中国“三毒”，认为“非一洗烟毒与六经毒，中土之事，不可下手”^13（P84）。这些论述与纳富介次郎等日本藩士60年代初的见闻相合，印证着林则徐1838年9月（道光十八年八月）的著名奏章：如果对禁烟“泄泄视之”，后果将是——

　　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集·奏稿〈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19世纪中后叶的中国，正呈现出这样的危局。

　　三、洋教传播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是西方人传入中国的宗教，近代中国朝野通称“洋教”。基督教入华，可追溯至唐代，时称景教，后中断；元时复入，称也里可温教，后又中断；明末天主教耶稣会入华，万历间，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一1610）入北京，天主教在中国各地传播，明亡前夕信徒达38，000人^14（P380），上海是流行地区之一，明代内阁大学士、上海人徐光启（1562一1633）便是著名受洗者。1608年，他请天主教传教士郭居静来上海徐家汇建立祈祷所传教，徐家汇周围多人受洗入教。清初天主教在中国仍有发展，耶稣会士、德意志人汤若望（1591一1666）任钦天监监正，主持修历，并曾做过顺治皇帝的老师。

　　1663年（康熙二年），江南共有12座大教堂，5万名教友，上海就有2座教堂，4万名教友。雍正间禁教，基督教在中国基本匿迹。道光间签订南京条约后，基督教再度入华，江苏省是传教主要地区之一，19世纪40年代以降，到江苏传教的教会有圣公会（1845）、美国浸信会（1847）、监理会（1848）、美国长老会（1850）、内地会（1854）等，60年代中期江苏的信徒在五万人以上¹⁵。这些来江苏传教的教会都以上海为重点。

　　1843年，上海已有教堂35个。40年代以降，上海的主要教会设施如下——

　　1843年2月，江南教区第一所修道院在上海郊区佘山附近张朴桥开设天主教修道院，1850年6月迁浦东张家楼。

　　1853年，董家渡主教堂（正式名称方济各·沙勿咯教堂）落成，这是一座意大利巴洛克式建筑，至今保存完好。

　　1844年，耶稣会修院初设青浦横塘，1847年迁至徐家汇，1860年在肇嘉浜东岸辟建新址。

　　1845年，传教士文惠廉在上海成立美圣公会。

　　1861年，洋泾浜天主堂（正式名称圣约瑟教堂）落成，为拉丁式十字平面、单钟塔式立面建筑。

　　1862年，即日本幕府使节团造访上海之际，洋教已经在这里有相当规模的发展，藩士们在沪上看到一些教堂建筑，读到一些宣教出版物，并接触到教会的中国信徒。天主教16世纪在日本曾广为传播，17世纪初开始被禁止，1613年（庆长十八年）江户幕府发布禁教令后，天主教更被视为非法。连“千岁丸”的航行十四条规则中，有一条便是禁止传播异教，乘员本人也不准信仰异教。武士们则普遍视洋教为邪恶，访沪的藩士们当然也以此种眼光看待洋教在中国的传播，并对中国人信教深感困惑和不满。纳富介次郎写道：

　　一天，有两个书生来访，我病卧在床。同屋的朋友们和他俩笔谈，谈话之余，书生问：“贵国信天主耶稣教吗？”回答：“过去该教传到我国，与我朝结仇，因此我国禁止此教。”书生说：“先生们尚未读过《圣经》吧？我们今天带来了，想进呈给你们。”我的朋友拿过来一看，是耶稣的邪教书，大怒，将其书扔掉，大家争论起来，最后把他们推出了门。然而，转天他们再次来访，我们不允许他们进来，他们就站在门外。^{6（P27-28）}

　　看来，这两位中国书生已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到日本人这里来传教，竟不顾斥责，吃了闭门羹也不泄气，仍然候在门外。后来，他们又通过日本藩士的朋友马铨将《圣经》偷偷给日本人，其后果是——

　　我的朋友们更加生气，大声谴责，大家都出去，将那两个书生赶走。在此之前他们也曾过来几次，找到机会就劝我们，要给我们书。这两天终于被赶了出去。大概因为吃了苦头，从此不再来了。唉！清国连读书人都尊奉这个，更何况愚民们呢！^6（P39）

　　据纳富所闻，“洋人在上海首建的耶稣教堂在道光廿年”，这可能是指的张朴桥天主教修道院，作为江南第一座教堂，该修道院建于1843年（道光廿三年）。关于教会吸引信众的办法，纳富记曰：

　　为了让愚民们加入教会，先发给很多金银，因此有很多穷苦人不管宗教的善恶如能有助于糊口就，信奉。所以，该教终于在天下兴盛起来。又听说洋人在上海建医院，招来很多病人给予治疗。药剂等都说是奉上帝之命发给的，病愈也是上帝的拯救，未必是医生的功劳，以此让人们明白是天主的恩惠。洋人本来就精通医术，是清国的庸医望尘莫及的。愚民们生命得以保住非常高兴，真认为是上帝的拯救，便自觉地尊敬起耶稣了。

　　纳富所述，大体符合洋教传教方式：以福利救济开路，以办医院、开学校争取信众，正如一位法国军医所说：“由过去的经验所知，在中国创办华人医院为扩展影响力的巧妙工具。”^16（P20）

　　日比野辉宽则记述了对洋教士和教堂的感受。日本使节团住在法租界内的荷兰商馆点耶洋行附近的宏记旅馆，一日早起，日比野到楼下洗脸，看到“佛人在我旁边站立，口里念念有词，此人容貌怪异。秃头佛衣，面目似鬼。此时张棣香来，我问这是什么人？棣香云：这是佛兰西耶稣教传教此士，就住在楼上。余闻之愕然，怒发冲冠，目目张裂，不由得仰天长叹。”^6（P74）日比野在论及上海耶稣堂之后，作诗感叹曰：

　　夺国资基在此楼，满堂诸士可知否？

　　试凭栏槛看黄浦，浊浪排天万里流。^6（P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