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范与《苏报》案(2)

　　综上可知，《苏报》和“爱国学社”等组织之间的相互支持是有渊源的。通过蔡元培的关系，陈范加入“中国教育会”，两人交谊的基础是反满革命，使他们振兴中华的志向得以舒展。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组织上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的。随着民主革命思潮的广泛传播，两者之间的互相配合越发紧密，《苏报》实居“爱国学社”喉舌之司而任传播之责，确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此后，《苏报》依靠“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的新人力作，发挥着宣传革命的先锋作用，迅速在上海报界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影响。

　　二

　　1903年，上海、东京的中国知识分子创办政治性刊物已近20种，大都以宣传爱国思想、号召救亡为中心，面对民主革命思想的迅速传播，革命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苏报》馆的发展也跨入一个新阶段。

　　首先，《苏报》正式成为“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的机关报。同年2月15日起始，“中国教育会”教员吴敬恒等每周在张园举行演说，内容是奋起自救，畅言革命。“苏报作为机关，即鼓吹罢学与夹带革命，双方并进。”[7]对3月25日第二次张园演说会，次日《苏报》及时详载：二十五日下午二时三十分至五时三十分的演说会，听众由三百余人增至七百多，不因天雨路滑而却步，听讲、演说尤为踊跃。登坛演说的有吴敬恒，主讲演说会的宗旨；继之，蒋维乔等演说军国民的宗趣；徐宝嘉等演说自立，亟望驱除外祸；马君武演说欧洲革命；蔡元培演说教育会主义。《苏报》接连刊登慷慨激昂的演说词，时人多瞠目拜读。

　　其次，《苏报》特辟《学界风潮》栏，专门刊载南洋公学等校退学事件的消息，鼓励学生除旧布新，由此身价大起。针对4月3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压制民主，禁止学生追求新知，激起31名学生退学事件，《苏报》报导如下：（摘要）

　　吾同学与爱国诸君，其目的既同注于一点。尤必自爱爱他，通力合作，结成一坚固不拔之团体，以鏖战于狂涛骇浪之中。[8]

　　针对浙江大学堂监督劳乃宣等人无理开除6名学生以及广西巡抚王之春拟借法国兵镇压哥老会陆亚发等人的反动行径。《苏报》特撰《敬告浙江同志》一文和发表《论王之春借法兵必亡中国》的社论，声援学生的正义斗争，痛斥了劳乃宣，并提出“公审王之春”的要求。

　　声势巨大的拒俄运动发生后，《苏报》挺身而出，积极投入战斗。5月1日，专发《留学生已结义勇队》的消息。5月8日译载英文《字林西报》有关“中国教育会”同仁在张园集会共议拒俄大事的稿件，并借机宣扬：“中国立国以来二千余年，其人民有爱国心者，自此次会议始。尚愿具此心者好自为之，以成真国民。”[9]

　　更应论及5月27日，陈范请章行严（士钊）就任《苏报》主笔，他上任第一日，首撰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耸动当世观听”。他还改革了报馆的编排工作，决定从6月1日始，“凡涉及革命、排满及精譬的字句，均用较大字体印出，借以增强挑战性。”[10]6月6日发表张继的文章《祝北京大学堂学生》，号召学生“撞自由钟”、“树独立旗”、“杀皇帝”、“倒政府”。并指出：“那拉氏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莫被政府威吓而敛其动，莫惜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国人之希望。”[11]（P682）

　　6月9日所登章行严《读〈革命军〉》语云：“吾国乡曲之间，妇孺之口，莫不有‘男降女不降’，‘老降少不降’，‘生降死不降’之谚。而见满人者，无不呼为‘鞑子’，与呼西洋人为‘鬼子’者同。是仇满之见，固普通之人所知也。而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各省以压制奴隶者，满人。夫革命之事，亦岂有外乎。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复一切压制之策者乎？”[12]（P684）

　　又，同日登载《介绍革命军》篇，其云：“革命凡七章，首绪论，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种，次革命必去奴隶之根性，次革命独立之大义，次结论，约二万言。章炳麟为之序，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13]（P523）文中指出，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竖。文中最后强调：“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中国当兴也勃焉。是所望于读革命军者。”[13]（P523）

　　6月29日，登载《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篇，按即选录章炳麟驳康书，句曰：“盖自己末以后……载湉　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又云：“载湉者，固长素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命哉？”[14]

　　《苏报》及文约有数点可鉴：其一是紧扣世界大势和国内学潮风云，旗帜鲜明地鼓吹革命，抨击封建专制，抵御外辱，拯救中华；其二是力驳反对排满主义，主张唤起民众，号召热血斗士，张扬暴力斗争之大纛，进行种族革命；其三是驳斥康有为之政见，痛诋载湉，进而推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其四是文意高瞻而又警辟，故极为人们所喜读。

　　不言自明，《苏报》的言论实为“爱国学社”、“中国教育会”的革命行动而大喊大叫；声势壮，文意高，反响广，堪列上海报界榜首。由此论断它当是“爱国学社”的机关报。

　　《苏报》以大量篇幅，最先刊载邹容的《革命军》，盛赞这是全国人民必读的教科书，使读者受到深刻的爱国教育和极大的鼓舞，推动不少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逐渐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苏报》以真挚深情的文字书写着志士仁人开拓前程的脚步声，显现出当时中国人民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从此意推论，说《苏报》起到了为两年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作出了理论宣传上的贡献，恐怕也不算过分。梁启超在未和革命派决裂前曾评价《苏报》说：“后之兴者，苏报⋯⋯皆日报矫矫者，屹立于惊祷骇浪狂飚毒雾之中，难矣，诚可贵！”[15]（P40）

　　毋庸讳言，《苏报》在宣张种族革命，致力“排满革命”事业的同时，也存在着某些大汉族主义的倾向，用我们习惯用语说，这是“历史时代和阶级局限性”所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