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建”概念的对话(3)
辛亥革命网 2011-04-23 00:00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 作者：冯天瑜 查看：
樊：记得您在《中华文化史》中谈到：“范畴是思维的纽结，思维通过范畴才能形成网络。”术语也可以说是组成一个特定学科的理论体系的纽结。
冯：对。这方面思考，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至今恰好20年。一种学术体系的发展，通过相关术语才得以界定。厘清相关的基本概念，学术研究方可登堂入室。
樊：在《“封建”考论》一书中，您认为人们惯用的“封建”之义，“名实错置，形义脱节”，既与中国古典中的“封（土）建（国）”本义不合，与秦汉之后中国社会的实态颇有出入，也与西欧的Feudalism之义相悖；同时又有悖于马克思的封建原论？
冯：诚然如此。
樊：我们通常所说的“封建社会”，这一划分、提法，随处可见。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冯：就中国而言，“封建”的泛化与滥用始于五四时期，陈独秀1915年在《敬告青年》中把现实中国的一切落后、反动现象归之为“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氏高张“反封建”旗帜，是忽略了中国与西欧、日本历史的重大差异。西欧、日本的前近代是封建社会，故其近代化运动理当“反封建”（如日本明治维新的“废藩置县”“四民平等”，都是反封建），而中国的前近代是宗法专制社会，反宗法、反专制才是题中之义，“反封建”则文不对题。所以孙中山历来不提“反封建”，而把民权革命的任务定位在“反专制”。
樊：泛化封建观的形成与1929～1933年进行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有何关系？
冯：社会史论战双方都不同程度地信奉历史单线进化论，不同程度地忽视中国历史与西欧历史的差异，把中国的中古时代（秦至清）与西欧中世纪相对应———西欧中世纪是封建社会，中国的秦至清也必须是封建社会。钱穆曾说过，“中国已往社会，亦尽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必削足适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方学者此等分类之外？”
樊：许多人把泛化封建观视作“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果真如此吗？
冯：并非如此。马克思始终坚持历史发展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结合，他在晚年尤其用力于非欧地区历史的多样性发展的研究。马克思坚决反对以西欧历史模式套用亚、非、拉地区。他在评论俄国学者柯瓦列夫斯基论印度社会的著作时明确指出：非贵族式土地所有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马克思认为，穆斯林统治时期的印度（11～17世纪）不是封建社会。马克思从未把中国秦以后称之封建社会，而称之“东方专制社会”。根据马克思关于穆斯林统治时期印度社会的论证逻辑，中国的秦至清的非封建性更为突出，绝不能归为封建社会。
樊：在《“封建”考论》一书中，您由词义之“考”，导历史学之“论”，有力地论证了概念滥用的弊害。那么，您认为秦至清宜以怎样的名号取代“封建社会”呢？
冯：从制度层面而论，秦至清有三种要素延绵生发，于起伏跌宕中一以贯之，这便是：社会制度上的宗法制（较西周宗法制有所变态）、经济制度上的地主制（土地可以买卖）、政治制度上的专制君主制（官僚政治），故可将秦至清称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如果要用一更简练的提法，“皇权社会”可以考虑。以上名目均不甚理想，却大体符合历史实际，比以“封建社会”命名秦至清的社会形态较为合适。
樊：如果将“封建社会”在中国大陆的广泛使用，自上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开始算起，迄今已有将近80年的光景。时光荏苒，这个语词在中国大陆，可谓根深蒂固。如今，您起而论难，是否觉得此一正名之役，绝非易事呢？
冯：诚然如此，我深知正名之难。但是，术语，尤其是中坚术语，作为思维的纽结，至关重要，牵涉到学科的健康发展，以“封建”而论，若名相紊乱，一部中国历史的宏大述事便自乱阵脚，习史者有义务起而厘清，故愿步先哲、时贤后尘，知难而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