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与苏州开埠交涉(3)

　　谈判至三月初，黄遵宪向荒川己次提出六条新章程。从表面看，它对日方要求似乎有所让步，但处处暗藏机关。黄遵宪提出的这“六条”，目前也尚未发现。据黄遵楷称，该章程的特点是：

　　日商需地几何，许其随时分赁，则专管之界，暗为取消；道路各项，许其不纳地租，而实则为公共之物；租期十年以内留给日人，实则还我业主之权；杂居华人，归我自管，则巡捕之权在我。道路公地，归我自筑，则工务局之权在我。凡所以暗破专界，撇开向章，补救《新约》（即《马关条约》———笔者）之所穷，挽回自主之权利者，无孔不钻，无微不至。[10]

　　由于日方始终坚持设立“专界”，由日本“专管”，黄遵宪不得不虚与委蛇，在第五条提出：“如日商繁盛，将来商划专管界，并将道路编入界内。”黄遵宪意在将当时僵持不下的问题，推到“将来”再议。对此，黄遵楷分析说：“其紧要关键，不过将事实变作虚辞，由现在推之他日；亦由负债者约退后期，别立新单，谓他日家业兴隆再行设法偿还云尔。”这是无可奈何之事。外交是国与国之间的智慧、策略和手段的斗争。黄遵宪身处弱国，因此特别讲究外交策略，提出和对手谈判时有所谓“挪展之法”、“渐摩之法”、“抵制之法”等等。他说：“言语有时而互驳，而词气终不愤激；词色有时而受拒，而请谒终不惮烦；议论有时而改易，而主意终不游移。”黄遵宪与日本议订苏州开埠条款的过程，是他施展外交斗争策略和手段的具体表现。

　　四、张之洞的尖锐批评与黄遵宪退出谈判

　　六条章程初稿拟订后，黄遵宪即与日本领事荒川交换照会，同时向各方请示，征求意见。

　　黄遵宪对六条新章程很满意，自认为“此事必能办到，可为四省造福”。[12]北京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黄遵宪所拟章程给了极高评价，评为“用意微妙，深合机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议约全权大臣王文韶评为“保我固有之权，不蹈各处租界之流弊。”①“委曲从权，仍操纵在我”。但是，此时已经回到湖广总督本任的张之洞却很不满意。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张之洞分别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江苏巡抚赵舒翘，肯定黄遵宪所拟章程“具见苦心力辩，先为其难”，但是，张之洞激烈批评其中的“道路公地，归为自筑”一条，认为此前上海租界的马路、捕房建筑费用，均采取“收捐”办法，无须中方出资，较黄遵宪的方案为优。对第五条，张之洞认为与中国方面历来的主张相背。他说：“历次所争，原欲除专管之弊，今许日后可以商令专管，各国亦必援例，是与原意大殊。”[3]（《致总署》，卷151，P8-9）“且马路、沟渠已费大功巨款，尽付他人，似乎无此情理。”对于章程中的第一、第三、第六各条，张之洞也有批评意见。同日，张之洞又亲自致电黄遵宪，在说了一句“想见为难情形”之后，即批评他：“未禀请督抚详酌，遽换照会，未免急率。”[3]（《致苏州黄道台公度》，卷151，P9）他从电文中得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已经批准黄遵宪所拟章程，在致赵舒翘和浙江巡抚廖寿丰的电文中特别表示，“总署虽许可，或一时未及深思，大利害所关，似仍应力争也。”[13]（第49册）为了挽救黄遵宪所拟章程的消极影响，张之洞建议赵舒翘，命曾经参加早期会谈的道台朱之榛继续参与，又命苏州刘庆汾在谈判中“按切时势，设法补救”，[3]（《致苏州刘守庆汾》，卷150，P6）四月初九日，张之洞致电赵舒翘，肯定刘庆汾在谈判中的作用，电称：“刘守庆汾所议地价八条，均有裨益。[13]所惜者黄道六条中‘专管’一层，不知能否更正耳？”

　　对于张之洞的批评，黄遵宪很委屈。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致参加谈判的同僚朱之榛函云：

　　香帅来电，昨奉中丞抄示，于‘允许将来’一节，极力翻腾，不知此系就现在推到将来，乃疑为弟所擅许。

　　对此，黄遵宪解释道：“弟此议即系请示之稿，所以先换照会者，不能据口说为凭以请示。弟并非议约大臣，不得以往时约已签押设法补救比论，此亦不达外交之语也。”信中，黄遵宪尖锐地批评张之洞的办事风格“能发而不能收，计利而不计败”，“当其发虑，若事在必成，未几而化为乌有”。他强硬地提出，如张之洞“确有定见，应请其径电总署，以备参核”。他说：“此议准驳之权在各大宪，一经驳斥，弟敢决彼国之必能允行。”[5]（《致竹实先生函》）

　　刘坤一理解黄遵宪的用意，于三月十四日致函，既表示同情，又要他在进一步讨论“地价、地租”时，“设法弥缝”。函称：

　　大凡言易行难，动辄从旁指摘，安知当局磋磨！执事会议苏省埠务，何尝不知第五条将来准作专界，编入桥道，不无语病，顾无此松动之笔，恐其不能就范，幸是后文兼系活着，未始不可挽回补救。续接台示云：“但期不至办到专界，便无大碍。”亦可见左右之用意矣。今香帅既不谓然，众论并多附和，仍仗鼎力，于续议地价地租时，设法弥缝，更为妥善。高明酌之。[14]《（致黄公度观察》，P2173）

　　黄遵宪所拟六条章程未能满足日本设立“专界”的要求，提交荒川后，荒川表示，已超出本国训令之外，不能接受。黄遵宪则告以如日方坚持自立专界，则中国政府将严禁华人杂居，同时重索界内租价。

　　荒川表示，将向政府报告，等候训令。

　　此后的一段时期，黄遵宪是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的。他既为自己能不辱使命自豪，又为张之洞等人的不理解苦恼。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黄遵宪致梁鼎芬函云：

　　议约大臣指为万做不到之事，方窃其不辱。而广雅尚书，不考本末，横生议论，殊为可惜。此事彼国尚未批准，允否实不可知，未敢遽将曲折宣告外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