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史（连载11）(2)

　　邓纪常则接手武昌白沙洲造纸厂，并担任接办武昌纱、布、丝、麻四局之应昌公司的总董。至于吕逵先和徐荣廷（1857-1949），则另有特色。他们一方面经商，另一方面以更多的精力从事政治投机。如《武昌保安社绅实录缘起》谈到吕逵先，是这样说的：“地方行政疑难解决者，君致片语，即折纷事”；而徐荣廷则由于是黎元洪的“拜把兄弟”，在辛亥革命后，不仅担任了武昌商会会长，官钱局总办，而且还从大维公司手中，强行夺得丝麻四局的承租权。黎元洪任大总统后，徐荣廷更混迹于官场，以湖北四局总办、黎元洪家乡富绅、总统拜把兄弟身份进京，长住总统府，并由黎元洪介绍认识了徐世昌、张作霖等。[13]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武汉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队伍中，有一部分人主要依靠宗法专制势力的庇护而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宋炜臣便是代表，吕逵先、徐荣廷也属于此类；另一部分，则主要依靠与帝国主义的经济联系而发展自己的经济势力，他们以刘歆生为代表。当然，这两部分人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主要依靠封建势力支持而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的宋炜臣，由于原料缺乏、资金薄弱，也不得不向帝国主义寻求“帮助”。燮昌火柴厂在生产原料上就严重依赖国外。生产中所使用的木梗、硫磺、箱木、商标纸、包装纸，是从日本进口的，玻璃粉和磷也靠英国供应。[14]既济水电公司、扬子机器厂由于资金缺乏，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日本正金银行借了大笔外债。如汉口既济水电厂1912年前共借款162469两；扬子机器厂1912年借款137397两[15]。而以依赖外国资本为主的刘歆生等，也不能脱离与宗法专制势力的关系。刘歆生为了扩大皮革制造厂的业务，也寻求过清政府的支持，“向陆军部及其他部院官厅等进行联络，以求一手包办制革之需用”[16]。

　　正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发展依赖于与帝国主义、宗法专制政府的密切联系，因此，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动摇的。当清政府压制他们伴随经济力量发展而来的参与政权的要求时，当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直接危害到他们的经济利益时，他们也有所抗争，但仅限于上书请愿，集会抗议，而竭力反对以革命暴力推翻清政府，反对危及帝国主义在华根本利益的“越轨行动”，从而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

　　宋炜臣、刘歆生尽管同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但由于他们发展的道路有异，因此，政治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以宋炜臣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的经济势力，是在宗法专制政权的羽翼下发展起来的，尽管他们和封建政权也存在着矛盾，但远远未达到尖锐化的程度。因此，他们并不赞同“打倒它所十分感恩的国王政权”，也不想打倒他们所“往往梦想厕身其间的贵族”[17]。他们的政治态度，与十九世纪中叶德国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逢迎、胆怯的表现颇有相似之处，而与具有无畏的、强烈革命风貌的法国资产阶级比较起来，则大为逊色。

　　以刘歆生为代表的一部分由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由于与封建势力联系较少，受世界资本主义影响较深，因此具有较为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对于中国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有利于资本主义变革的活动，常常持赞同和较为积极的态度。例如，在保路运动中，刘歆生就曾被推选为“湖北商办铁路协会”的副会长，领导拒款运动，甚至为此受到清政府“严斥”[18]。在立宪运动中，刘歆生也较为积极地投身其间，成为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君主专制的“湖北宪政同志会”成员。但直到此时，宋炜臣还对挽救清廷抱着一丝幻想。1912年1月25日，商务总会开会筹议重建汉口市面办法。宋炜臣发言云：“汉口也惨遭兵燹，应行重建，然财政颇为困难，莫如请黎副总统转请大总统与清政府开正式谈判，以其内帑赔偿汉口之损失，方以善策”[19]。以后，宋炜臣又与袁世凯建立联系，彼此“互通声气”，宋因此“取得道台头衔”，后又“拥袁称帝最力，并因替袁各方疏通说项，耗费甚巨，私人已有亏空”[20]。

 　　参考文献：

　　[1]见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2]《海关华洋贸易报告册》，1903年，第32页。

　　[3]《商务官报》，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五日，第28期，第11页。

　　[4]《端方署邸残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

　　[5]《张文襄公全集》卷118，第36页。

　　[6]《商务官报》，1909年第2期，第6页。

　　[7]《关于刘歆生发家史的座谈纪要》（未刊稿），件藏武汉市工商联。

　　[8]《东方杂志》第四年（1907）第1期，第31页。

　　[9]《东方杂志》第四年（1907）第1期，第31页。

　　[10]武汉市工商联文史资料（未刊稿），件藏武汉市工商联。

　　[11]陈师：《汉口地皮大王刘祥的始末》，（未刊稿）件藏武汉市工商联。

　　[12]《宣统政纪》卷32，第7页。

　　[13]盛龙轩：《我所知道的徐荣廷发家情况》，《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14]效彭：《武汉自办工业之状况》，《中华实业界》第10期，1914年10月。

　　[15]汪敬虞：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第1063页。

　　[16]《支那经济报告书》，1910年，第44号，第41页。

　　[17]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8]《东方杂志》第5期，宣统5年5月25日。

　　[19]《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第六十五号》，载《近代史资料》，1960年第1号，中华书局1961年版。

　　[20]《武汉火柴工业历史资料》（未刊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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