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史（连载11）

　　二、湖北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状况

　　十九世纪末开始形成的武汉民族资产阶级，由于经济实力的差异及同帝国主义、专制政府关系的不同，又区分为上层和中下层这样两个阶层。

　　一般而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是与帝国主义、专制政府有密切联系的阶层。凭借这一特殊关系，他们获得一定的开办和发展新式企业的特权，以及较为优越的积累和扩大资本的条件。在武汉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队伍中，颇负盛名的有宋炜臣、刘歆生、刘子敬（1884-1928）、邓纪常，典当商吕逵先，百货、匹头商徐荣廷（1857-1928）亦当属于此列。而在这些巨富豪商中，宋炜臣、刘歆生分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代表。

　　宋炜臣（1866-1926），浙江镇海县人。原系上海某南货店的员。1890年，大资本家叶澄衷在上海虹口创办上海燮昌火柴厂，宋炜臣因是叶澄衷（1840-1899）的同乡，又是叶澄衷族叔叶安新的亲戚，因此被聘为燮昌火柴厂副理。叶澄衷家底素厚，对厂务不太过问，宋炜臣继叶安新任经理后，总揽全权，在锐意扩充厂务之际，于1896年，挟一部分资金来到武汉。此时，武汉地区民族资本主义刚刚出现稀疏的萌芽。宋炜臣很快觉察到，以外地商人身份和有限的资本，要想在武汉立下足跟，没有强大的封建势力作庇荫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他用各种手段与官府建立联系。首先，他开设了华胜呢绒军装皮件号（地址在今江汉路），借此联络湖北文武官员。在华胜号二楼，宋炜臣专辟设备华丽的房间，分为书房、吸烟（鸦片）室、寝室、客厅等，供招待官员之用。张之洞有时过江，即以华胜号为休息进膳之处。宋炜臣因之得以接近。对于其他高级官员，如统制张彪、协统黎元洪等，宋炜臣也百般联络，投其所好，使他们在督署代为宣传。为了更有力地依凭官势，宋炜臣还不惜重金，捐得候补道官衔，嗣后又获二品顶戴。[1]

　　通过多方努力，宋炜臣终于打通了官府门路，得到了一般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无法获得的发展生产的优越条件。首先，燮昌火柴厂在督署的批准下，获得十年专利权。其次，燮昌火柴厂在产品纳税上亦获得一定特权。据记载，该厂生产的火柴“完厘用专章办理，由厘局发与统捐票，每箱收钱四百文，通行本省，不用再征”[2]。1909年，燮昌火柴运销四川，遇到四川重庆公司的严重阻抑，宋炜臣依凭其所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系，禀报清政府农工商部，得到了有力支持，农工商部要“四川总督转饬迅即并案查明办理”[3]。在官府庇护下，燮昌火柴厂生产发展迅速，获利很大，给宋炜臣提供了陆续创办其他企业的条件。1905年1913年，宋炜臣创办和参加投资的企业有个：厦门信用银行（1905）、汉口既济水电公司（1906）、常德德兴房地产合资公司（1906）、汉口扬子机器公司（1907）、湖北富池口铜煤矿（1910）、竹山五丰铜矿公司（1913）。宋炜臣此时已从资本积累走向资本集中，成为全国著名的占有若干企业、拥有巨额财富的大资本家。在宋炜臣投资和创办上述企业的过程中，清政府不断向他开放绿灯。既济水电公司的创办，就是明显例证。早在1896年，商人周秉忠就向清政府申请，在武汉筹办水电工业。1898年、1899年，又有商人欧阳萼、商董张鼎坤迭次联名申请开办水电厂。张之洞均以“暗搀洋股”为词，予以驳斥。[4]而当宋炜臣一开始筹设水电公司，张之洞就立即允诺，并声称：“此举前经本部堂谕饬该商等，由官提倡，应即筹拨官款三十万元，作为股本。”[5]同时批准给予既济水电公司经营“专利权”。[6]

　　以宋炜臣为代表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是在宗法专制势力的庇荫下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与官府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宋炜臣不同，由买办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刘歆生，走的是依赖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势力的道路。

　　刘歆生（1875-1945），乳名刘祥，派名人祥，别号歆生。光绪初年出生于汉阳县柏泉乡。成年后曾为人赶放鸭群。后随父刘作如来汉定居于龟山之麓，依牧牛挤奶维持生活。由于其祖父和父亲均信奉天主教，因此他也入堂奉教，并以教友关系学会普通英语，遂进汉口太左瑜洋行当写字兼上街，从此在武汉商场立足。1899年，刘歆生经教会介绍一跃而为法国立兴洋行买办。1902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在汉口设立分行，刘歆生又兼分行买办。据工商界老人回忆，有一次，上海各洋行需大量收购白芝麻，刘歆生便从襄樊等地设庄收购。他极力压低芝麻的收价，又高价出售给外国行东。仅此一次交易，刘歆生便获利50万两。在兼作东方汇理银行买办后，刘歆生又开设汇通钱庄。他利用买办的特殊身份，向汇理银行借来低利放款，以高利转贷出去，从利息差额中赚取了巨额利润[7]。由于刘歆生手中握有大量财富，又有洋行金库作后盾，因此在资金周转上拥有较其他资本家优越得多的条件，从而陆续创设或投资于一系列厂矿与商号，其中有汉口普润毛革厂、江西铜矿、汉口榨油厂、阳新炭山湾煤矿、汉口三镇电话公司、刘万顺牛皮行、刘万顺土产商店（后改名东方转运公司）。刘歆生将手中的货币投向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标志着他由买办转而走上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道路，他的这种转化无疑是出于剥削阶级攫夺巨额利润的贪求。但是，这毕竟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进步。除了创办和投资于上述企业外，刘歆生还大力从事房地产投资。据《东方杂志》载，“鄂省刘君人祥自置汉口大智门外火车站旁地皮，约长百余里，日前具禀鄂督张香帅，拟就该处开辟商埠，由汉口经历黄陂、孝感等属，俾可直接京汉铁路所输运之商货。”[8]刘歆生还拟“招集商股，将辟地市房先行修造”[9]。

　　粗略估计，当时汉口上自舵落口，下迄丹水池，西至张公堤，南到铁路边，有四分之一的地皮归其个人所有[10]。因此民国初年，刘歆生曾对黎元洪大言道：都督（指黎元洪）创造了民国，我则创造了汉口。[11]

　　由于刘歆生与帝国主义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仰洋人鼻息的清政府将其奉为上宾。刘歆生“候补道员”的虚衔就是张之洞亲自出奏保举的。当刘歆生因投机地皮经营失败，积欠下华洋各界巨款五百余万两时，湖广总督瑞澂亲自向清廷奏准，“用湖北官商名义合借洋例银五百万两，订立合同，分二十年筹还”。[12]

　　刘子敬（1884-1928）、邓纪常等买办，也是依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获得了一般中小资产阶级难以获得的积累资本的条件，经办和投资于一批企业，走上民族资产阶级道路的。刘子敬经办和开设了广昌和茶栈、广大铁庄，以后又开办了蛋厂、纱厂等一系列企业、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