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史（连载9）(3)
辛亥革命网 2011-05-08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冯天瑜 贺觉非 查看：
外国游学 湖北军事教育，开始仿照欧洲各国，故先派留学生赴德、法等国；后军制取法日本，又大量派遣军事学堂毕业生及营中挑选的弁目，入日本士官学校。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起，至辛亥革命止，湖北先后派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的共有十期一百二十人，在中国留日士官生里占很大比例。如第二期中国学生共二十五人，湖北十九人；第四期中国学生共七十三人，湖北四十人。第七期以后湖北学生锐减。湖北留日士官生，在清末或民初军政舞台上比较闻名者，有第一期骑科的吴禄贞，步科的铁忠（1864-？），炮科的万廷献（1873-1943）；第二期工科的蓝天蔚；第三期步科的蒋作宾（1883-1942）；第五期步科的何成濬（1882-1956）、李书城（1882-1965）；第六期骑科的耿觐文（1883-1957）等。第十一期在辛亥以后毕业，其中湖北安陆人辜仁发武昌起义后回国参加民军，阳夏战役停战后再赴日本。此外，在日本学习海军的湖北利川人范腾霄（1883-1952）等也赶回武汉，加入民军。
（三）湖北新军与旧式武装的区别
新军较之中国的旧式武装，确有其“新”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废戈矛土枪，代之以新式后膛炮、克虏伯大炮；第二，训练、编制仿效欧、日；第三，淘汰老弱和兵痞，补充新的成分；第四，指挥官多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第五，士兵文化水准显著提高，如1905年新军在黄陂募兵，入伍的“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8]，知识青年占有如此高的比例，是以往任何旧式军队所没有的。这就为接受新思潮提供了条件。大批知识青年加入新军，与清末科举制渐趋式微有关，尤其是1905年废除科举，使大批读书人断绝了“学优登仕”的路径，“投笔从戎”便成为一条出路，而湖北新军是青年士子的一大去处。此外，湖北新军与北洋六镇相比，还有自己的特点：北洋军是清廷的中央军，主持者袁世凯又力图将其造成宗法一专制色彩浓厚的私家武装，这种素质决定了它在辛亥革命中，以及在此后若干年内，一直是一支反动的武装力量。而作为地方部队的湖北新军，所受清廷控制则比较松弛，张之洞等湖北当权派虽然也注意防范革命者潜入新军，但为了不致引起朝廷指责和干预湖北事务，他们对党人的活动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加之张之洞毕竟不是军阀型人物，并未孜孜于将湖北新军建成一种私家武装。凡此种种，使得湖北新军成为清末反满革命运动的一个良好温床。
湖北新军一镇（第八镇）、一混成协（第二十一混成协）各标营大多驻扎在武昌城内及城郊。而武汉三镇作为现代都会所带来的新的思想文化信息可以迅速传递到军营内部，这与袁世凯的北洋六镇驻扎乡村大不相同。此外，上海这样的现代都会，驻扎旧式武装巡防营（俗称“防军”），不具备接受新思想的基础。湖北新军是清末唯一兼具两方面条件的部队：既是文化水准较高的新式军队，又驻扎在现代都会，加之主管者（如张之洞）相对开明，这便使其成为清末军队的最大异数，武昌首义由其发动，殊非偶然。
组练新军是张之洞的“身心性命之学”，他整军经武，为的是“执干戈以卫社稷”，这里包含着保卫祖国的意义，但更主要的是企图用近代军事技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清王朝，使之在“内忧外患”交迫中不致倾倒崩溃。然而，同“兴实业”、“办教育”一样，张之洞苦心经营湖北新军，也走到了他的主观愿望的对立面。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分子成为武昌首义的发动者，士兵多半在起义爆发后站到革命党一边。在一定意义上，辛亥武昌首义是一次革命党人发动的新军起义。此外，由湖北新军派赴各省“代练新军”的人员，许多都成为该省响应武昌起义的重要人物，如新疆的杨缵绪（1873-1956），东北的蓝天蔚，贵州的赵德全（1881-1912），陕西的李载煦，广西的吴元泽，云南的梅治逸等。
参考文献：
[1]《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二。
[2]《张文襄公奏稿》卷34
[3]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奏议六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8页。
[4]同上书，第1516页。
[5]《张文襄公奏稿》卷34，第16页。
[6]据陆军第三中学第一期毕业生蓝文蔚口述。
[7]《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70，第5页。
[8]《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0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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