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权威主义与辛亥以后的秩序重建(3)
辛亥革命网 2011-05-22 00:00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 作者：熊志勇 查看：
当君主专制政制崩溃之后，社会权力的来源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君权至上”到“武力至上”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社会政治权力的传统观念。军人社会控制失调与军人政治参与泛化相得益彰，军人在“训政”阶段也居于政治权力的中心，武力操纵政治，军事实力成为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的唯一依据。由于儒家政治伦理和道德标准发生坍塌，军事权威便在这个缺乏明确道德标准的过渡时代充当了最高仲裁的角色。辛亥时期，“南北军人之公意”左右政潮，而在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弱政府与强军队的双重变奏，更使一个失去重心的社会动荡不安。军事与政治的错位日趋严重，结果多是“军界一呼，政界俱到”，而外部势力的干涉，各种形式投机，政府行为的失控，都助长了军阀势力的横行。
军事权威既是秩序重建的支柱，军人参政议政就是合法有道的事情。为此，杨度曾经提出“中国当行一世界各国所无之特例，曰全国兵队皆令各举代表为议员入国会而后可。”“旷代逸才”杨度的构想，为军人参与政治并在政治秩序中发挥作用提供了一条很重要的思路。这种“世界各国所无”的“特别之制”，无疑代表了军界日益扩大的政治要求，对于处于权力中心的军事首领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无强大之兵力者，不能一日安于元首之位”。反之，有强大之兵力者，则可玩弄政治，“议员之笔舌，枪炮一鸣，概归无效。所谓民选，变为兵选。”从理论上讲，代议制政府和政党政治应当是政治现代化的基本模式，但在军事权威的主导作用下，政党若不与军事权威相结合，则寸步难行。当年宋教仁曾胸怀激情地投身于“政党政治”，并在首届国会选举中取得压倒多数的胜利，大有“民国政党，唯我独大”之势。然而，“宋案”的发生，以血的事实说明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则“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造出的机关都等于零。”从1916年到1928年的12年间，北洋政府就产生了38届内阁，最短的两届寿命仅6天，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原则荡然无存，段琪瑞“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的三不要政策，就是军事权威极度泛滥的真实写照。
当然，在军阀时代儒家的纲常伦理也不是不讲，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而有时候军事寡头比谁都更热衷于宣扬孔孟之道，但那主要还是为了使军阀统治及其行为方式能够“自圆其说”，同时也是用以压制异端的有效武器。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尊孔读经的思想运动一再掀起，崇拜武力的近代军阀俨然成了孔孟之道的传人。例如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就是蒋介石用“军校校长的手段”恢复传统社会“四维八德”的一次尝试。以军事化为特征的新生活运动显然有悖传统的社会秩序，但这种“过去和将来的成份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相交错”的复杂现象，却是军事权威在后发展国家政治秩序更张与重建过程中的必然反映。
与军事权威和军人政治参与扩大化相适应，军人的社团或政党组织活动在辛亥以后进一步发展。不仅南方的军队如此，而且过去社团政治不甚活跃的北方军队也一改旧貌，军人社团组织的政治动员程度明显增强，于是，“陆军将校联合会”“民社”“军界统一会”“四川公会”、“两湖联合会”、“直隶公益会”、“北京军警联合会”、“东亚大同社”等军界社团组织竞相出现，军人参加国民党、进步党、共和党者也不在少数。军人社团的大量产生和军人政治对秩序重建直接构成重大影响，它表明军界势力向政治中心的渗透已经冲破了历史的定位。“军人依干戈而建设共和，意气颇盛，必通过其团体而表现。然政府当局则企图利用其进行军事统一，此种现象，昭然易见。”军人社团和军人参与政党活动公开化，并且成为反映军界意志的有效方式，进一步巩固了军事权威在秩序重建中的主导地位。
显而易见，辛亥革命后，这种以军事权威为背景的秩序重建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大特点。
注：
①（美）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第302页，第304页。
②雷海宗、林同济《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9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④邹鲁《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二）第15-20页。
⑤《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290页。
⑥《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88-489页。
⑦《孙中山选集》（上），第430页。
⑧《黎副总统政书》卷6，第9页。
⑨《辛亥革命》（四）第94-98页。
⑩《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39-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