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权威主义与辛亥以后的秩序重建

　　　1911年清王朝的崩溃，结束了历时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秩序，从社会政治学的观点看问题，辛亥年间所发生的这场革命，不只是打倒了一个清朝皇帝，也“不只是传统朝代循环中一个段落的终结，而是与伟大而古老的过去一次意义重大的决裂。”①晚清以来军事近代化所导致的军事——社会——政治变革，在辛亥革命中得到集中体现；军事权威主义与军人集团在秩序重建中的主角地位，大大改变了传统的政治理念和政制秩序；浓厚的军事化色彩构成了转型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考察辛亥以后军事权威的膨胀与社会新秩序的重建，无疑是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环节。

　　一

　　在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和政治运作机制中，军事权威和军人角色虽然不可或缺，但却必须受制于传统政治文化和以文制武的文官科层制。在“常态社会”（治世），军事权威和军人角色居于边缘地位，一旦出现武力失控，军人干政，则被目为“变态社会”（乱世）。雷海宗言传统社会为“无兵的文化”，②未必准确精当，但军事权威非核心化，却是传统政治理念的基本特点之一。

　　军事权威主义的崛起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客观历史条件密切相关。近代中国首先遭遇的强大挑战是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和军事组织，兵战的猛烈冲击和战败的屈辱，导致社会重心的倾斜，使整军经武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变革震荡和痛苦的历史文化反思，中国传统社会步入了以军事近代化为先导的社会大转型之路，这种以军事压力为特征的“现代性挑战”，构成近代军事权威主义凸现的必要条件。随着军事近代化的深入和军事权威的膨胀，传统社会的权威基础逐渐坍塌，或者削弱到无法为整个社会提供充分合法性基础的程度，自太平天国运动和湘淮军崛起以来的事实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辛亥革命在宣告旧时代结束的同时，拉开了秩序重建的序幕，然而新的权威基础的形成却相当缓慢且举步维艰，军事权威的“强制替代”，对于填补新旧对接过程中权威真空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这就为军事权威纵横捭阖提供了充分的依据。此外，近代社会秩序的变革与重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近代一体化的背景之下进行的，西方国家特别是德日两国军事权威主义盛行的强烈示范效应，使辛亥后的秩序重建也置于一种非传统的文化参照系之中。在新旧机制转换的过渡时代，军队不仅是国家暴力机器的集中代表和社会秩序的重心所寄，而且也成为国家行政权力的化身和社会权势的支点。

　　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小农经济国度，“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③而行政权力的获取与行使权力的基础无疑是军事权威。有鉴于此，1905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时曾经通过一个《军政府宣言》，“宣言”把革命与秩序重建划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时期。在“军法之治”时期，“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地方行政，军政府总摄之。”而在“约法之治”时期，则是“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只有到“宪法之治”时，军政府才“解除权柄”。④孙中山在提出这个构想时曾经意识到“军法之治”与军权大张对民权的损害，因此他指出：“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两者常相抵触也。使其抑兵权欤，则胆弱而不足以集事；使其抑民权欤，则正军政府所优为者，宰制一切，无所掣肘，于军事甚便，而民权为所掩抑，不可复伸，天下大定，欲军政府解除兵权以让民权，不可能之事也。”⑤为了防止军政府军事权威的失控，在他没想的“三期”之治中，对军事权威的运作与监督作了相应的规范，体现了“兵权涨一度，则民权亦涨一度”的均衡制约思想。应当说，这个革命方略大体上反映了革命与秩序重建的一般过程，并且也代表了社会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然而，理论构想与实际运作很难做到完全统一，特别是在一般规律之外的特殊情况下，所谓兵权与民权均衡制约的可操作性更被打了很大的折扣。

　　辛亥革命之后各省建立的“军政府”，无论是组织运作，还是人事安排，都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同盟会的“革命方略”行事，结果是兵权涨一度，民权削一度，手中无实际兵权的革命党人难免不受军界权威的左右。例如黄兴在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陆军总长、参谋总长时，因“无主兵，命令难行。”所以许多军队他都指挥不了。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手中无兵无将，其权威性大受影响，“政令不出南京城，甚至出不了总统府。”⑥到后来孙中山想靠一纸约法捆住军界巨掣袁世凯的手脚，自然更加困难。意味深长的是，当章炳麟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时，军绅各界叫好附和者甚众，军兴党消的论调“充塞四围，一唱百和，牢不可破。”⑦而当黎元洪建言：“共和国立，革命军消”时，⑧各方反应冷淡，就连黎本人也是言不由衷，在发出上述建议的同日，亦作出了将鄂省军队扩编为8个镇的决定。军事权威急剧膨胀，南北军人分别在各自势力范围内获取了极大的政治权力。据统计，在宣布实行革命的16个省相继出现了25个都督，其中军人就占了14名。军政府成了地道的军人政府，政府之前冠以“军”字，正好说明政府的军事化特征。到后来清帝退位，新的中央政府搬到北京时，22个省的都督中有15名军人，至于袁记中央政府，军人化的政府官员同样占了重要位置。民初之际，军事权威主宰社会政治秩序已成为定局，孙中山当年的忧虑不幸而变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