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权威主义与辛亥以后的秩序重建(2)

　　二

　　近代以来军事权威主义的崛起和军人社会角色核心化，致使军人政治参与日益普遍，包括辛亥革命本身也是由于新军势力广泛参与才演变为一场规模空前的社会政治运动。军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首当其冲的地位，乃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行政权力军事化和军人集团进踞社会主干中心，势将扩大军事权威作用和军人的参政要求。

　　辛亥革命期间，张绍曾、蓝天蔚等人曾经提出了一个改革政制的“十二条政纲”，申明改革政制的目的之一是“军队之作用宜明”，政纲第12条更明确要求，“现时规定宪法、国会选举法及解决国家一切重要问题，军人有参议之权”。⑨名流士绅控制的资政院虽然认为军人干政有悖传统，但迫于时势不得不应允起草宪法时让军人“参与意见，以安众心”。显然，在旧秩序崩溃的情况下，传统士绅和文官科层制的抵制已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现实可行的选择便是依附军事权威并与军人合作，换取新秩序对自身利益的保护。

　　有关辛亥以后的秩序重建，加拿大学者陈志让提出的“军绅政权”模式，较为准确、深刻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与秩序重建的基本特征。军与绅的政治角色置换，与咸同之际的士绅武化关系殊密，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换，则以辛亥革命为契机。事实证明，由于军事权威成为主导秩序重建的杠杆，强化了军人集团争夺社会政治领导的能力，社会权势中心军与绅的角逐导致整个社会政治结构的改弦更张。因此，当四川军政府讨论军民分治时，士绅们竟然反对分治，宁愿置于“军法之治”的保护之下。⑩军事化对社会主导价值的浸染和军事权威对传统政治理论的冲击，暴露出士绅阶层的弱点，其社会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至于新式知识分子，固然是近代社会秩序重建的重要角色，但他们在辛亥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尚未获得占据社会政治核心的威望和途径，更谈不上主导秩序重建，唯一能够填补空隙并且攫夺权力的只能是武力在握的新式军人。

　　从理论上讲，担任社会领导角色的集团（阶层或阶级）通常也是政治领导的重要角色。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政治伦理化社会，蔑视武人、崇尚德治的传统士大夫是“伦理型”政治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承载者，士为四民之首的社会秩序，曾经有效地保证了政治伦理化社会机制的正常运转。晚清以来，士人——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导致思想与社会权势向近代军人转移，在士农工商兵“五位一体”的社会整合中，近代军人上升为新的领导角色和群众模仿的榜样，传统士人与近代军人的角色错位，为政治军事化取代政治伦理化奠定了基础。一旦崇拜武力和军事权威的军人居于社会主干的中心位置，便会改变社会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功能，军事权威支配社会政治生活，军人在民初的政治理念与政治体制运作中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直线加方块”式的军事原则和军事化手段被广泛地运用于政治运作之中，所谓“尚力政治”、“强权政治”或“军阀政治”就是政治军事化的必然结果。

　　当然，无论是政治伦理化，还是政治军事化，都与政治现代化相去甚远。但在动荡不定的近代社会转型初期，“秩序”或许较之“自由”显得更为必要，如果“军事化”能克服转型社会的政治动荡，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军事化”的恶性发展，非但不能克服社会动荡，反而给一个无序化的社会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其中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进入社会主干中心的军人势力得不到有效的社会控制，辛亥以后的政治动荡更促使军事权威失控现象进一步加剧。一般说来，“君主专制政体的天然后继者是寡头政治”，暴力在寡头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程度，越是不具有合法性的政治权力，暴力的运用和表现就越是突出。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历史条件下，“合法性”的内涵与外延亦是各不相同的，中国传统社会本无民主和法制可言，“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与政治伦理化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灵魂和核心，也是实现社会控制的有效杠杆。当传统社会“最具权威的产生秩序的媒介——普遍王权崩溃以后”，政治伦理化的统治范型随之瓦解，掩盖在德治主义背后的暴力，便像决堤的洪水冲向社会的四面八方。既然社会控制已失去效力，唯一的出路便是以暴易暴。

　　“民国成立，军焰熏天”。军事权威与军人权势在辛亥以后空前显赫。在北洋政府组织结构中，军事部门的份量重得出奇，除陆军部外，还有海军部、参谋部，若再加上准军事性的内务部，则军事部门占了整个政府机构的1/3强，虽不冠以“军政府”之名，但却是一个十足武化政府。陆军部为第一大部，拥有“无上权力，冠冕各部”。担任陆军总长者几乎都是军界实力人物，首任陆军总长就是北洋系的第二号人物段琪瑞。地方行政长官屈从于督军的权威，甚至有相当数量的行政官员本身就是军人。如吴佩孚控制的河南省，军人出身的各级行政官员几占总数的2/3。“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军人在政治上首要的领导地位已经奠下了基础，军人不再是绅士阶级的附庸，不再是驯服的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变成了政治斗争的主角。”只要有可能，他们就力图使社会置于“军法”支配之下，即使搞“约法”之治也必定要突出军界的核心地位，如此军事权威主导的秩序重建，势必导致“军事化”的严重泛滥。

　　三

　　军事权威膨胀和社会政治泛军事化，不仅摧毁了传统的政治理念，而且也破坏了传统的政制运作。在“大一统”的传统社会，伦理化的政制讲求的是“忠君”和王权崇拜，“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专制皇权尚能维系军队的统一和军权的控制，政治伦理化的社会政治氛围，使军人多少还受一些“忠君”、“皇粮”观念的约束。但随着半私军性质的军事社会关系的不断发展，正式军事系统的组织功能遭到严重削弱，恶性发展的宗法式首属群体关系，使军事权威变得更加难以驾驭。当皇权政治崩溃之后，“忠君”没了对象，“皇粮”不复存在，武力崇拜取代了王权崇拜，军事权威被大大小小的军阀所分解，大小军阀在各自的地盘上成了唯一效忠的对象。

　　军事权威的失控裂变，加剧了转型社会的无序化，分崩离析的军事权势只有在争权夺利的的拼杀中方有用武之地，因此，军事化的政治功能只是向内而不能对外。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军阀的部队往往都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他们不仅不会对外施展军事权威，反倒需要外国势力的强力扶植和援助才能生存，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既没有完整独立的国家主权和真正的政治统一，也没有相应的工业基础、科技实力和财力支持。由于内部外界的种种原因，军队变成了军事寡头及其外国主子攫取私利的工具，军人集团内部林林总总的派系，以及由派系而引起的利益之争，使内向型的军事社会价值取向主要地表现为一种无休止的“内耗”行为。而派系的政治文化在近代中国军事生活中的显著表现，烘托出一幅军事近代化的“桔枳”现象，军事权威主义和军事近代化没有使中国变为一个军事强国，但近代化的军事和私属性的军队却在改造政治与秩序重建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