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与开新的变奏——严复译著文体论略(2)

　　严复抓住国学所不能回答的救亡图存的重大热点问题，作为译介阐释西学的基本出发点，使之一面世便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严复采取意译-按语的翻译方式，为超越西学文本进行文化阐释打开了空间。著名的《天演论》实际上是严复采用“取便发挥”的“达旨”[7]方式的再创作，所以鲁迅说严复“做”了一部《天演论》，一个“做”字，把严氏译著的特色道了个明白。强烈的现实关怀与“为我所用”的文化阐释，导致严复对西学原著的合理“误读”，于是，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伦与伦理学》变成了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宣传“自强保种”的《天演论》；一本捍卫个人自由和个人独特价值的《论自由》变成了一本国群自由高于个人自由的《群己权界论》。正是在严复对西学文本的合理“误读”中，“物竞”“天择”的“自强”理论迅速激起巨大反响，梁启超自称读严著“据案狂叫，语人曰：不意数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8]。据统计，严复译著的按语达17万字，占译著的十分之一，其分量之重可见一斑。严氏阐释的西学为救亡图存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从而有效地打破了国学一统的文化专制。

　　严氏深知“士习为民风之本”，要推动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关键在于士人阶层对新学文化阐释的认同。因此，他十分讲究译著的文体形式，注重采用典雅的先秦文体，使之适合传统士大夫们的兴趣与阅读习惯，通过这种形神相接的译介，让他们逐步认识西学并非“形下之粗迹”。对此，可以桐城派吴汝纶的评说为佐证，吴氏认为，赫胥黎“欲侪其书于太史氏、扬氏之列，吾知其难也；即欲侪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难也”，但是经过严复文化包装，“其书乃侵侵与晚周诸子相上下”。[9]换言之，赫氏著作在吴汝纶眼中本来不能与司马迁扬雄的著作相提并论，但经过严复一番改造加工，赫胥黎的著作却获得了与先秦诸子相埒的地位。从严氏译著在士人中引起的反响可以看出，严氏话语在西学进入中国，特别是进入中国的士林文化中发挥了桥梁作用。通过这条途径，西学迅速攻占中学阵地，进而取得与中学平分天下的地位。

　　三

　　应当指出的是：严复话语系统不独是在新的文化形态下对先秦诸子文体的“复归”，更是利用传统文化内在的革新因子实现对科举八股试帖文体的超越。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影响“学术界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八股和一切学问都不相容，而科学为尤甚”。八股文体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逐渐程式化，陷入起承转合死板僵化的套路，成为轭杀科学人文精神、阻碍近代文化转型的桎梏。非正途出身的严复对科举八股深恶痛绝：“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才，复何民智之开与有耶？”在《救亡决论》中，严复力陈八股“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等三大弊害，中土不除此“无用”“无实”之学术政教，则无救亡图存富国阜民之望。严氏对八股的抨击，实为后来胡适之《文学改良刍议》的先声。对现实的批判，激发了严复对极富原创性思想而且流畅清新的先秦文体的推崇。貌似“复古”实为“开新”，这在世界文化史上并不鲜见。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最大成就之一，乃是一批人文主义学者从被神职人员所垄断的“笨拙累赘”的“中世纪拉丁语的泥坑中摆脱出来”，[10]从两个方面开始了文化载体的转型：一是从古罗马的西塞罗、维吉尔等人的名作中寻找拉西语最富活力和魅力的文化精神之源；二是大胆运用被教会所歧视的意大利俚语和方言进行创作，正是这种从复古到开新的“内铄”式变革，导致了中世纪文化载体的历史性转型，开创了辉煌的文艺复兴时代。因此，严复采取“内铄”式的变革手段，不惟立意高远，亦在尚实可行。“复古”的严氏文体突破了八股文体的羁绊，为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扮演了前驱先路的角色。《天演论》气势碲礴的开场白，读来“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11]鲁迅先生的体悟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严氏新学文化阐释的感觉，它与僵化呆板的八股文体形成鲜明对比，极大地唤起了国人追慕新学扶危救亡的激情。

　　严复译著融中西两种文化为一体，创造了“自成一家”的近代话语，客观上促进了白话文时代的到来。在译介西学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由于文化语境的差异，不同文化之间的释读往往困难。严复认为，读“本文”（母语），“一举其形声，则章别源流，靡不具焉，不独易为称而便记忆也。”然而一到读译文则“一名之转写，辄聚结屈钩磔雅俗互有之字以为之，少则一文，多至八九，羌无文义，而其音又终不相肖。虽有至敏强识之夫，尚犹苦之”[12]。因此只有通过西学术语的中国化和中学术语的西学化，才能克服文化交流的困难，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沟通，为近代中国的文体变革注入了生机。在严氏译著中，学贯中西的严复创造了不少包含现代意识的词汇。西学术语中国化的有“天演”、“天择”、“计学”、“群学”、“泉币”、“生货”、“熟货”等；中文西化或欧化语言的有：拓都（Total）、么匿（Unit）、版克（Bank）、叶科诺密（Economy）、费拉索非（Philosophy）、扎思直斯（Justice）等；具有强烈时代气息和现代意识的话语，如“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群己权界”、“自立”⋯⋯这些脍炙人口的话语很快不胫而走，有些甚至尚未正式出版，梁启超等人既已代为传播。严复以先秦文体译书，本意“非以饷学童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13]结果却不仅影响梁启超、章太炎等一代“多读中国古书之人”，更影响了胡适、鲁迅、陈独秀、毛泽东等一代又一代“学僮”，开白话文运动的先河，启近代中国人文精神之大幕，功勋殊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