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与开新的变奏——严复译著文体论略

　　近代中国的文化变迁以文化阐释的演变为重要标识，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文字在文化阐释的演变中居于显著位置，它所承载的近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不仅昭示国人思想文化观念的转捩，而且从一个侧面显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按照现代解释学的理论，语言文字既是表意符号，亦是文化载体，作为“储存传统的水库”[1]，它包容了历史文化的积淀和文化范型的内涵。因此，语言文字的变化，势必折射出历史与文化的变迁。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大师，严复堪称深谙科学与人文精神、能够娴熟运用古汉语和英语表达思想的文化先行者，他运用先秦文体所独创的一套话语系统，在从文言向白话转型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中介作用，这种复古与开新的双重变奏，在近代中国文体变革进程中留下了浑厚的足音。

　　一

　　严复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奋笔耕耘近30年，著述、译著加起来达300余万言，其中译著11部、170万字。这些译著乃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两种不同文化载体交相揉合的杰作，在引进西学、革新传统、重建规范和推动中国人文精神发展的起始阶段，这种涵化中西文明的文化阐释方式更能为国人所吸纳，置根传统中国文化且又领悟近代西方文化的人文魅力，奠定了“西学圣人”严复的学术成就和文化地位。梁启超说严复是“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2]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兹则称严复“是认真地、紧密地、持久地把自己与西方思想关联在一起的第一个中国学者。”史华兹教授通过对严氏译著进行潜心研究后认为，严复的话语系统具有独创性，他对某些原著近乎“歪曲”的阐释非但不会影响中国人对西学的了解，反倒因此而拓宽了人们沿察问题的视角，这种文化载体的形变，使时空差异甚远的东西方文化得以相互释读和沟通。严复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的翻译成就，然而，倘若仅把严复视为一流翻译家，则低估了他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就解读西学的模式而言，严复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由西人口译、华人笔录的僵硬释译模式，独辟蹊径地创造出一套适应文化传播与交流需要的话语系统，推动了中国文化载体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作为系统意义上的文化，其载体同内涵高度契合而构成有机整体，儒学与文言相得益彰便是一例。文言文是中国古典文化载体的主干，在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风月里，这种文体曾经创造了值得称道的辉煌。但是，随着异质文化的传入，文言文体遇到了挑战。一个重要的事件，便是晋唐之际佛教文化的输入和佛氏白话的出现。尽管恪守“华夷之辨”的主流文化对佛学采取排拒立场，但佛教博大精深的理论，因缘轮回的人生诠释，慈悲为怀的感召力和行仪丰美的宗教外观，却吸引着饱受苦难而亟求解脱的人们，致使佛教在民间广泛流传，并逐渐浸及儒道文化，朝廷和士大夫中服膺佛学者不乏其人，佛教中国化遂成气候。在将梵经译为中文的过程中，这种与中国儒家主流文化相异的外来文体自然对文言文体提出了挑战，事实诚如胡适所言：“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3]胡适进而提出了文化交流的一条规律：两种语境不同的文字进行互释互译时，因难以达意而导致第三种文体的出现。然而，佛氏白话和后来的民间俗文学的兴起，乃至吸收佛学成果的新儒学的诞生，都没有动摇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情势只是到了近代才有根本变化。19世纪中叶以后，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挟坚船利炮撬开国门，一场异质文明之间的大碰撞随即在血火中展开。中国自鸦片战争一创于英伦，至甲午战争复困于东瀛，始知旧学已不足恃，“所谓支那之国粹者，举地以扫。”[4]当儒家主流文化陷于困境之际，文言文也面临内外两面夹击；来自内部的挑战，是衰朽的科举制度及其衍生异化出来的八股文体，把文言文拖入了死胡同；而来自外部的挑战，则是西学文化载体的冲击和白话文体的兴起。鉴于西学西语的强势冲击，了解认知西方文化愈益为转型中国之所需，习西语译西书风气渐开。在传统与近代的交相震荡中，“冲击——回应”由浅入深地在各个层面渐次展开，当国学和文言陷于困境而亟待解脱之际，严译西著与严氏话语系统的产生，亦可视为对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精通国学且负竹及英国的严复以其过人的睿智和得天独厚的条件，创造性地走出一条新学文化阐释的路子，并且成为文体变革的一代宗师。

　　二

　　严复在《〈英文汉诂〉卮言》中引用英人约翰逊之语曰：“民无论古今也，但使其国有独擅之学术，有可喜之文辞，而他种之民，有求其学术，赏其文辞者，是非习其文字语言必不可。文学语言者，其学术文辞之价值也。夫入市求物，不具价者无所得也，矧文辞之精，学术之宝贵者乎？”他在分析了中西文化的语境差异后指出，言西学必习西文，否则不能得其要领。但是，对于“民智未开”的中国而言，谙练西语并有能力直接“入市”者毕竟只是极少数，故翻译西书便为国人提供了一条“入市”的捷径。在文化交流中，只有使西语与国语相接，方可使西学精义为国人所吸纳。为此，严复在译介西学著作时，采用意译+按语的翻译手法，通过创造性阐释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文体形式和语句系统。

　　严氏文体及其话语系统的出现，与晋唐间佛氏白话的境遇迥异，这种寓古近转换之义的“第三文体”，不仅使西学获得与中学相埒的文化阐释地位，同时也使西学传道者获得与八股士人同等的文化阐释权。传统中国社会以国学为文化阐释之正统，其修齐治平的“内学”地位备受尊崇，以国学为“身心性命之学”的科举士人则垄断了文化阐释权，纵然国学在激烈的中西文化碰撞中迭遭惨败，他们也不肯承认西学与中学具有对等的地位。在固守国学义理、擅长八股游戏的缙绅士人眼中，神奇怪诞的西学充其量只能成为“应世事”的“外学”，汽机兵械等“形下之粗迹”显然上不了正席。那时懂西学的留学生，一如鲁迅所说的“没有现在这么阔气，社会上大抵以为西洋人只会做机器——尤其是自鸣钟——留学生只会讲鬼子话，所以算不了‘士’人的”。[5]军人出身的严复从少年进船政学堂到青年出国留学再到归国后多次参与科举考试，便反映了严复心灵深处的自卑情结。读西书习西语如操贱业，严复自己也承认，“当年误习旁行书（外语），举世相视如髦蛮。”[6]因此，为了打破国学一统的文化垄断，严复着眼于文化阐释模式的变革，刻意创新，为近代中国的文体变革拉开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