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社团与兵营异动(3)

　　三

　　在社会转型倚重军队支撑的情况下，军营社团组织的发展，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意蕴。清军下级军官和士兵大量参与社团组织，并且形成严密有序的群体内部联系，表明非正式组织实际上控制了军队的许多活动。这些活动从理论上讲本应由军队正式组织系统实施有效监控，但社团势力在军营已呈尾大不掉之势，所谓军事社会控制形同虚设。社会互动和首属关系非同寻常的扩展，不仅使军事组织与民间社会的联系大为加强，而且也使新军士兵对正式军事组织的离心倾向日益加剧，最终成为埋葬清王朝的重要力量。

　　军人参与社团组织活动在其他各省新军中均有所表现，虽然情形不如湖北新军那么突出，但对正式军事系统的冲击和破坏同样严重。北洋新军乃清廷镇国之宝，袁世凯亦处心积虑“化公为私”，注重发展以他本人为核心的宗法式首属关系，对于其他形式的首属关系防范甚严。在他拟定的“简明军律”中就明文规定：“结盟立会造言感众者斩。”袁氏盘根错节的私军网络加上高压政策，致使组织化的近代社团活动难以在北洋新军中开展。北洋新军士兵的文化水准较低，文化知识的匮乏，亦使其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落后于知识分子较多的湖北新军。因此，北洋新军军人参与社团组织活动者甚少。大多数北洋军人“不谈革命的事情，更不谈帮会与同盟会的往来”[13]，其对“政治”的关心程度远不及南方新军。

　　尽管如此，社团组织还是在部分北方新军中打开了缺口，较有代表性的是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等6人发起组织的“武学研究会”。冯为会长，采取读书会的形式进行联络。这个组织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但反清意识却相当明显。后来该会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第20镇第一混成协的各营连，受影响的“准同志”约百余人。此外，王金铭又发起成立了山东同乡会并设有同学会和同志会等“外层组织”，以保护同乡在山海关外开垦为名，暗中与内地革命分子结纳。山西新军有阎锡山与赵戴文、温寿泉等人发起成立的“山西军人俱乐部”，表面上研究学术，实则团结同志，暗中鼓吹革命。这些社团组织比较涣散，规模也不大，但它却在心怀异志的军人之间建立起相互沟通的渠道，成为影响军营向背的重要因素。

　　近代社团组织在军界的扩展，不仅提升了军人的社会地位，而且提高了军人的组织动员能力，参与社团活动因此成为军人趋新的重要标志，昔日颓废保守的兵营变得躁动不安。至1909年冬，广东新军士兵加入同盟会者达3000余人，约占全省军人总数的1/3。这种情形使广东的军队变得异常不稳定。安徽的岳王会由激进的新军中下级军官和学生发起组成，成员主要为军人，这一组织对安徽新军的革命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偏远的贵州省，1908年也成立了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历史研究会”。他们利用新军多参加哥老会的特点，组织“皇汉公”，以拜会的形式吸收了不少新军士兵。后来成立的“自治学社”更以“联络军界”为重点，将新军士兵和陆小学生发展为这个“平民派”的组织成员。而在福州，则有哥老会员彭寿松设立的“军警特别同盟会”，新军第十镇官兵加入者为数众多，自统制以下各级官兵均“一体加入同盟会”。

　　政治性社团组织在知识技术型军官占优势的军事学校相对活跃，接受新式教育的此类军人也更加关注政治问题，特别是同盟会“运动军队”的战略，有力地促进了军校社团政治活动的开展。在总计70余所军校中，有同盟会组织或同盟会员活动的就达30余所。以同盟会及其外围组织为核心的政治性社团在军校中迅速发展，进行排满革命宣传，使不少深受革命思想影响的军校学员毕业后成了各自团队的革命骨干。“据记载，苏、奉、粤、桂、赣、川、晋、滇、直、闽、湘、陕、浙、鄂、新、皖等十六省的新军镇、协、标、营、队中，都有同盟会员任军职或开展活动。海军中也有同盟会员在活动。”据统计“，各地新军中仅任排长以上职务，有名籍可考的同盟会员就有二百余人，无名可稽者一定更多。”[14]军人受政治社团互动作用体系的影响日趋广泛，靳而在军事社区的更大范围内实现了军人社群的政治整合与组织整合。这些军人社团在军营社区形成了一个影响广泛的交流网络，这种非正式交流网络的存在意味着关心社会政治的军人拥有了一种可以为了政治目的而接触和动员他人的现成手段。

　　总而言之，清末军人参与社团组织活动的政治性经历，使军人不再严格受制于军队正式组织的约束，他们纷纷走出兵营，在社会革命的大舞台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参与激情。军人社团与民间社团的联系沟通，使社团组织的社会动员功能进一步延伸和强化，军人群体的社会动员和有别于民间社会的军人社团组织，反过来又增强了军人群体的独立意识。军事社会内部非正式组织功能的强化，使军人在清末社会结构中的角色产生变异。近代军人在充当社会变革“马前卒”的同时，亦获得与传统士人相埒的地位。军事社会内部关系的变化与军人参与社团组织活动的情况说明，处在近世社会剧变中的军营不再是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军人社会参与日益广泛，兵民之间社会互动不断加强，为军人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创造了条件。反思辛亥革命的爆发和近代中国士农工商与兵的契合，从清末社团与兵营的异动中不难获得有益的启示。

　　注释：

　　①王夫之《读通鉴论》下册，卷22。

　　②《列宁选集》第3卷，第66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③《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2，营规。

　　④李榕《十三峰书屋批牍》卷17。

　　⑤朱和中《欧洲同盟会记实》《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1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⑥邓文　《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17页。

　　⑦参见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四章，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⑧参见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湖北省》，第238-239页。

　　⑨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第110、65-9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⑩查尔斯·科茨、罗兰·佩里格林《军事社会学》，第181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1]《补习所章程》《警钟日报》1904年7月26日。

　　[12]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第101、11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3]李培基《同盟会与帮会的关系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84页。

　　[14]周兴木梁《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在国内组织活动和斗争》《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册，第289页，中华书局198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