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社团与兵营异动

　　清末兵营与四民社会的双向对流开放，以及社团向军界的广泛渗透，乃近世社会变迁之重要标识。作为近代社会转型与军事社会化的衍生现象，军人参与社团活动并以其特殊的组织运作、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深刻的社会影响，构成清末社团现象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军队是执行特殊使命的武装集团，历来强调严格控制，以正式组织系统凝聚军心，排斥非正式组织的影响，以保持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履行其担负的职能。清末社团在军营活动昌炽，不仅有悖军事组织原则，而且与清政府的意愿相左，兵营社团活动的失控和逸轨，最终导致干城坍塌，穿军装的革命党做了清帝国的掘墓人。此外，清末兵营与社团之间的互动，亦对社会中间层的调适整合产生了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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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化程度低下，惟一制度化且有组织的“兵”，则是一个与士农工商相隔绝的“另类群体”。按照“秀者必士，朴者必农，亻票而悍者必兵”①的社会分层理论，兵居四民社会之外理所当然。自秦汉兵民分立，至清季的八旗、绿营，军队职业化和军人世袭化陈陈相因，处于社会边缘的军人群体与自我封闭的四民社会交相诟病，在传统社会的边际性调整中，吃“皇粮”的兵与四民社会鲜有互动。惟清季咸同以降，社会结构性调整和社会组织近代化愈益拓展。八旗绿营世袭兵制的没落与湘淮勇营的崛起，冲破了传统社会“以兵为民”的藩篱而向“以民为兵”体制转变，近代新军的编练和军人成分多元化，使军营与社会的交流互动渐趋强化。

　　“过渡时代”的历史遭际为军人晋身社会中间层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在科举制度寿终正寝、社会流动惟军是重的情况下，军人的社会政治参与逐渐为社会所认同。军事近代化的优先发展，不仅打造了一支与传统社会神形迥异的武装力量，而且促使近代化的军营成为变革社会的重要策源地。新陈代谢的政制变革需要军队的支持，近代社团与军界互动，是深化社会政治动员和转型社会突破“瓶颈”的必然要求。一旦激进的军人不甘于正式社会系统的约束而转向非正式社会系统寻求奥援，政治性社团组织在兵营的形成和发展便难以遏制。事实上“，没有一个大革命是不‘瓦解’军队的，而且不这样也不行。”②晚清时期军人积极组织或参与社团活动就是明证。

　　清末社团对兵营异动的影响，从咸同年间哥老会与湘军的粘连和互动中初见端倪。依据社会学理论，制度化的军队往往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容易在正式组织结构内发展非正式社会系统。军人职业的特殊性，军营对个性的压抑，以及科层制组织的冷漠无情，强化了地下组织的吸引力。从低层次的相互救助，到高层次的政治结盟，都为非正式社会系统在军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近代社团出现以前，影响军营的非正式社会系统主要是门会组织。体制外的教门会党与疏离四民的兵天然地具有亲和关系，尽管清军对参与这类“地下组织”律令严酷，但以身试法者屡禁不止。当年曾国藩创办湘军时曾明确规定：“禁止结盟拜会，兵勇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严究；结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③然而，严刑竣法非但未能遏制门会组织在湘军内部的发展，反而使湘军成为会党活动的重要载体。同治初年，湘军中加入哥老会者便已相当普遍，到后来，更是发展到“楚师千万，无一人不有结盟拜兄弟之事”④。

　　军事素为“生死之地”，军人之间能否齐心协力，患难与共，确实至关重要，而非正式组织所唤起的亲密认同意识，及其在组织成员中所形成的连带责任感，较之科层制的条令法规更具约束力和感召力。“上自官长，下至士兵，皆以兄弟相称，公务上有上下之分，内中实别有组织，其首领即所谓龙头大哥。”⑤在一个多维互动的军事组织内部，反映结盟性的首属群体关系与代表科层制的次属群体关系往往犬牙交错，非正式组织借用军事科层制的躯壳寻求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截然剥离。湘军兵士冒死“同心入会”，“剿之而不畏，抚之而无术”，一方面反映了士兵和下级军官对非正式社会系统的强烈期盼；另一方面也表明正式军事统率角色疏于非正式社会系统所产生的严重后果。鉴于近代社团与教门会党的渊源关系，这种情形无疑为社团与军营的异动埋下了伏笔。

　　教门会党在军营的立足和发展，对近代化新军的威胁不亚于湘军。除湖南新军以会党分子众多而“恶名远扬”之外，新军第五镇、湖北新军、新疆以及陕西等地的新军中，会党势力都相当大。例如陕西新军中的哥老会就建立了与军事科层制相对应的组织系统，标（团）有“标舵”，营有“营舵”，队（连）有“队舵”，坐堂大爷是协（旅）司令部的司号官张立山，全协士兵大多数都入了哥老会。这些从地下组织中孵化出来的异己遍布大清帝国倚为干城的营房，哥老会虽然在正式军事系统中没有合法指挥权，但在自己的帮会组织内部却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当正式军事指挥系统出现紊乱失灵，指挥权就会自然而然地转入这些军人会党分子的手中。会党组织深入军营，使军人成了穿军装的会党成员。清末会党在军营中势力颇大，以至“凡常备军巡防营以及警察新军各色人等，若属于各党各派方好立脚。如两广军队内的三点三合会，长江上下的哥老会，四川的袍哥孝义会，山东陕西的八卦大刀会，河南、河北的红枪天地会等，军队兵士均是此类分子居多。”⑥

　　军人与会党成员不仅社会成分相近，社会习性也大抵相似。军人与会党成员的双重身份，增强了民间社会对军人行为的影响。在近代军营的“大熔炉”里，士农工商的角色差异被军事科层制和非正式组织所取代，穿军装的农民、工匠、商贩、学生既以“兵”的社会属性重新定位，又依非正式系统的组织属性决定归宿。考察近代以来兵营与四民社会日渐密切的对流互动，不能忽视非正式渠道效用，军队正式组织一般都是单线性的军事科层联系，而非正式组织则是多元化的网络联系，网络化的社会互动，扩大了兵与民间社会的交往和沟通，使正统的军事科层制面临严重的挑战和冲击。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急剧动荡的“普力夺”⑦社会与军事社会化破坏了传统的军队社会控制，心怀异志的军人通过非正式渠道与形形色色的政治势力融为一体，军事权威失控和军人政治化反过来又加剧了非正式组织对军营异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