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社团与兵营异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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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推行征兵制，兵营与四民社会的对流开放，为非正式组织打入军队提供了条件。如果说传统门会尚属低水平的非正式组织关系，那么近代社团在军队中的出现，却是给封闭的兵营带来了一种较高层次的社会互动方式。作为转型社会的“马前卒”，近代化的军队不仅是社会变迁的风向标，而且也是政治斗争的撒手锏。由于传统政治制度的衰朽失灵和新陈代谢的时代要求，非正式的社团组织在与“正统”军事科层体制的竞争中反倒处于强势地位。

　　军人从参与民间社团组织活动到成立自己的社团，是一个质的飞跃。与民间社团组织相比较，军人社团组织具有自身的特点。首先，军人政治化和政治军事化的双重影响，使清末军人社团的“准政党”性质尤为突出。军人社团大都以政治共识为纽带，以政治目标的认同维系社团的团结和统一，政治人格化对军人社团成员具有比较明确的规范作用和导向功能。其次，军人社团主要由军人构成，军人在自己的社团中处于主导和核心地位。尽管有些军人社团也吸纳学生、商人等其他社会成员，但总的说来，这类社团姓“兵”不姓“民”，其社会角色的特殊性，既拓展了近代社团组织的社会基础，又折射出激进军人在社会转型中的主体意识。再次，军人社团具有浓厚的军事化特点，其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力明显强于民间社团，军人的职业特点，加上军事化的组织运作，使异军突起的“武化”社团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资源。

　　清末湖北新军的社团组织甚为活跃，与其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和张之洞的督鄂练兵方略不无关联。张之洞主张“军队国家化”⑧，而不似袁世凯化“国军”为“私军”，他所编练的湖北新军乃晚清军事近代化的杰作。与北洋新军比较，官兵关系相对疏淡，且拥有大量知识分子的湖北新军在社团活动方面显然格外积极。对知识型军人居多的新军兵营来说，发展社团组织无疑是使自己融入社会的便捷途径。湖北地区的革命社团组织“发轫于武昌花园山聚会，再接于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团体，而由文学社、共进会收其成。”花园山聚会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都是军人，文学社、共进会的情形大抵也是如此。据统计，清末湖北地区出现的35个革命社团组织中，有军人参与或纯粹由军人组成的社团就达28个，参加社团组织的军人约5000人，占湖北新军人数的三分之一，军人参与社团活动之踊跃，由此可见一斑⑨。发达的军营社团活动，是提高军人组织化程度的非正式途径，它能够有效填补军事科层制难以企及的空间，进而侵蚀正式系统的运作机制。衰朽的清政府对近代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这一棘手问题显得无能为力，致使军营社团活动逸出常轨而难以收拾。张之洞对湖北新军的社团活动虽有警觉，并且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但始终未能有效阻止社团向军营的渗透，其结果是非正式系统的首属关系在军营中占了主导地位。

　　具备社团活动与组织技巧能力的激进军人，乃是晚清社会政治舞台引人注目的角色“此等军人若尽入吾党，则兵不血刃，而大功可成”。因此，孙中山把运动新军作为推翻清廷统治的关键所在。同盟会员打入兵营，通过社团之类的外围组织联系群众，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受同盟会影响或控制的政治性社团大都以“革命排满”为宗旨。倡言“排满”的军人社团自然不可能被军营正式系统认同吸纳，因此，这些社团组织通常使用不大起眼的名称作为掩护，暗中传播革命思想，积极发展成员。例如科学补习所名为“集合省同志取长补短，以期知识发达无不完全”，实则主张“革命排满”。参与社团组织活动的军人主要是士兵和军校学生，军官只占很小比例。因为“对于士兵来说，发展一个非正式的地下组织进行自我保护是‘自然而然’的事。”就一般情况而言，“这些‘地下组织’的渠道能够更多地补偿官方组织的冷漠无情和不关心人的缺陷。”⑩尽管参与社团活动的军人并不一定都怀有革命动机，但加入社团本身就意味着与正式组织系统的疏远。在政治性社团的信息传播和社团组织活动的影响下，游离于正式组织系统的军人社团分子往往通过“地下渠道”而转变立场。这一点，从科学补习所到日知会、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发展中不难得到印证。例如科学补习所为“集合省同志取长补短，以期知识发达无不完全”，实则以“革命排满”为宗旨[11]。日知会则是从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在武昌附设的一个阅报室发展而来。“柳营诗社”名为诗社，但并不真正以作诗为目的。“辅仁会”宣称“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后来却转入了革命组织文学社。而“武德自治社”则主张“发扬武德，以自治代替官治”，非正式组织倾向十分明显。“革命排满”的目标认同，使这些小规模的社团后来走向政治性联合，形成共进会和文学社两大革命组织。共进会按清军编制，以队（连）为基础，在队、营、标分设代表，分层负责。“各单位会员，二十为一支队，设正副支队长，每三支队为一正队，设正副正队长；每一正队设参谋和书记兼交通各一人，所有军队同志，编成六个军。”文学社也在标、营、队设有代表，其基层组织称“组”，“一旦举义，各级代表即为各级军官，有完备的指挥系统”[12]。非正式的“地下组织”实际上已在军队中取得了支配地位，社团内部思想统一、行动协作、关系密切，加上军营社会组织化的共同生活等有利条件，使军人社团的社会政治动员功能较之民间社团具有明显的优势。

　　参加社团组织通常都要履行一定的手续，如熊十力等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根据“异姓为兄弟，必定盟章”的原则，取“兰谱方式”，每十人为一谱，此十人又各自约十人，逐渐扩大。加入共进会要填“愿书”，加入文学社要经人介绍，审查合格后方可填写愿书。以盟约为纽带，在军人之间建立起亲密的首属群体关系，其约束力和控制力远在疏离的次属群体关系之上。军人进行社团组织活动不拘形式，酒馆相聚，传教布道，诗文会友，做游戏等都可以成为联络同志的方式。正式组织系统对军人闲暇生活的漠视，为社团组织活动留下了空间。一些社团组织还有自己的信息传播媒体，例如群治学社的《商务报》，文学社的《大江报》，这些报纸的发行，更加增强了非正式社会系统对军队的影响，同时也使军界社团组织冲破传统军事社区的局限而向社会扩散，进而改变了军人群体孤立独处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