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与近代人文精神的重建(3)

　　从体育竞技与气功养生两种模式的比较中不难发现，追求生命延续与创造生命辉煌都是人的基本需求，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和实现二者的协调，抑或如何决定需求的取舍。对此，深嵌于西方文化土壤之中的体育精神，以截然不同于气功养生的理念和方式，淋漓尽致地演绎了符合体育理念的生命价值观。生命的不可重复性和不可模仿性是西方生命哲学的基本命题，与其在百无聊赖的漫长中苟且，不如选择顷刻瞬间的辉煌。最有代表性的是浮士德精神，当浮士德在无聊、平庸的书斋生活与魔鬼靡非斯特安排的短暂的一生中面临选择时，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与魔鬼靡非斯特签定了契约，后者虽然生命短暂，但却可以在生活享受和事业享受中，获得一种痛快而狂欢的生命体验。掀动生命的狂澜，宣泄生命的冲创意志，宁可把丰富的人生压缩在短暂的生命旅途里，也不做重复生命的弱者；尼采的“超人”理念，揭示了体育文化的无穷魅力；柏格森、加缪、伽达默尔、海德格尔等著名学者，都对西方生命哲学提出过相当精彩、深刻的见解。毫无疑问，只有创造进化的生命才是值得赞美的真实生命，生命的意义首先应当考虑“是否值得活着”，只有直面死亡，才会在有限的生命中拼搏、创造。鉴于体育与人文精神之直截关联，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论》中认为：“欲认识一国家一民族特殊个性之所在，乃并不如认识一网球家或足球家之单纯而简易。”管窥中西体育文化理念，足可看出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即以人物作证，苏格拉底死于一杯毒药，耶稣死于十字架，孔子则梦奠于两楹之间，晨起扶杖逍遥，咏歌自挽。三位民族圣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形象地说，“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

　　按照力本体的生命哲学诠释，生命本质上是追求更多的力量，是个体追求力量的最高感觉，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只是单位时间的延长，更重要的是在一定单位时间里的生命质量。因此，必须唾弃无质量、无意义的生命重复，追求生命过程的创造、征服和超越。代表这种文化哲学的体育理念就是“更快、更高、更强”，正如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奠基人顾拜坦在《体育颂》中的呐喊：“体育!你就是勇气!肌肉用力的全部意义就是敢于拼搏。”体育精神是对怯懦和自卑的挑战，她崇尚的是竞争、冲刺、破记录，让优胜者充分体验和感受生命极限境界的无限风光，确认人类的征服能力和创造能力；让失败者反复舐尝耻辱和羞愧，在逆境中反思和警醒，激励其生命潜能的卓越发挥。至于体育运动所体现的团队精神、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则使之超越个体生命的愉悦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生命的价值。

　　三

　　中国气功养生与传统文化的畸形走向阻碍了古代军事体育向现代竞技体育的结构性转换，它不仅泯没了尚武尚力的文化精神，而且弱化了求竞求动的生命张力，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当年梁启超就曾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以文弱闻于天下，柔懦之病，深入膏肓”。“二千年之腐气败习⋯⋯遂使群国之人，奄奄如病夫”，“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泱泱大国一败再败，“东亚病夫”的奇耻大辱，促使一代觉醒的志士仁人深刻反思“病夫”缘由，积极求索济世良方。从严复的“鼓民力”，到梁启超的《新民说·论尚武》，近代教育哲学和体育思想启蒙日渐深入，以体育（尤其是军事体育）为载体的人文精神重建亦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篇中，把斯宾塞的“Physical education”（体育）转译为“力”或“体力”，将历来遭士林文化鄙弃的“力”提高到与“开民智”、“新民德”相埒的地位，这是近代中国关于“德、智、体（力）”全面发展的首次理论概括。民力者，国之原素，民强斯国强，欲强国必先强民力。“体育者，竞争之利器，文明进步随之以判迟速者也。”情势诚如蔡锷所言：“严子之《原强》，于国民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之中，尤重体育一端，当时读之，不过谓为新议奇章。及进而详窥宇内大势，静究世界各国盛衰强弱之由，身历其文明之地，而后知严子之眼光之异于常人，而独得欧美列强立国之大本也。”体育的发现为近代人文精神重建注入了强大的生机与活力，自戊戌以后，“人耻文弱，多想慕于武侠”，“有志之士，乃汇集同志，聘请豪勇军师，以研究体育之学。”⑧颇有骑士风度的谭嗣同在其哲学著作《仁学》中竟开列出18种“力”，而梁启超的《论尚武》、青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则以饱蘸生命情感的笔锋，横扫千百年来柔性文化哲学的腐风陋习，进而引发了教育哲学思想的转捩。

　　振起国民尚武爱国之风，必以体育为药石，“文明其精神，不可不野蛮其身体”。“盖有坚壮不拔之体魄，而后能有百折不屈之精神，有百折不屈之精神，而后能有鬼神莫测之智略，故能负重荷远而开拓世界也”。伯林在《论体育之必要》一文中写道：“盖自斯巴达以体育擅强名以来，此风淫，几成为不二之天性，故其筋肉之当展，骨骼之伟大，远非黄人所及，以此野蛮体魄而济以文明思想，其凌驾世界也不亦宜哉。”从尚文到尚武，尚柔到尚力，“不争”到“竞争”，士林文化的转换表明，中国的知识精英已经普遍认识到国民感性生命弱化的严重危机。改造国民的秉性和体质，最佳的典范莫过于尚武尚力主竞的军人。“宁为武愚，勿为文弱”，“民质能尚武，则其国强，强则存；民质不尚武，则其国弱，弱则亡。”练军队、习洋操是尚武的外在形式，临危不惧、冒险进取则是尚武的精神实质。20世纪初的体育与军国民主义交相互动，将军事体育作为国民教育的第一要著，鼓吹以“尚武精神为立国第一基础”，主张“教育专重体育”，培树健康体魄，实行全民皆兵，再展华夏雄风，从而使近代体育从一开始便具有文化重建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