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与近代人文精神的重建(2)

　　客观地说，中国历史上不乏尚武尚力精神，先秦时期“士”的主体就是武士，④“痒”、“序”、“学”、“校”开设礼乐射御等文武兼修课程，军事体育颇受重视。但是随着春秋战国儒道学说渐为主流文化之后，尚柔反力、重文轻武的价值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顾颉刚先生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中剖析了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浸假而羞言戎兵，浸假而惟尚外表”，竟有所谓“君子固不用力”之说。至汉武帝铲除游侠阶层，定儒学于一尊，柔性理念进一步得到强化。董仲舒就明确强调：“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南北朝更蔑称摔跤为“末技”，练武为“不急之末学”。

　　古代军事体育遭儒教主流文化打压，乃是理性生命早熟与感性生命早衰的征兆。这种历史文化的错位，却使儒教理念与养生教育相得益彰，并从形体、生理、心理到精神构成一个封闭的自省系统，严重束缚了感性生命的张力。尤其是主静、寡欲、持敬的宋明理学，融合儒道佛而将柔性文化推到极端，通过静坐默思约束外在行为和内在欲望。按照朱熹的说法，人要“坐如尸，立如齐”，“头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气容肃”，要“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以至“衣冠之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⑤在“士”为四民之首的传统社会里，士林文化的价值取向对大众文化起着强烈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传统士人尚柔重德反力养生的价值取向，自然影响到社会对感性生命活动的价值评判。因此，中国的古代军事体育从来没有像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样成为普遍崇尚的群众性运动，而是流入杂耍、武艺等边缘性俗文化的范畴。《西洋体育史》一书的作者哈肯史密斯（Hackon smith）认为：儒家学说强调理想的德性，重视默想、自制、安静的价值，排斥竞争运动和户外运动，与推崇感性生命、宣泄生命活力、尚力主竞的体育精神相抵牾，致使群众性体育运动未能在古代中国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合理空间。这种偏至的文化走向，势必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其负面影响自不待言。

　　二

　　西方体育竞技文化则与中国传统的气功养生文化具有明显差异。西方体育精神把力量视为生命的本质要素，灵与肉、身与心在哲学上分属两个世界，这种对立统一关系构成体育竞技文化的不竭动力，并对体育与人的生命价值观产生巨大影响。

　　广义上的体育是体育教育、体育文化和体育精神的统一。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就是使个体人格的理性灵魂、动物灵魂和植物灵魂获得和谐发展，体育的功能在于锻炼人的植物灵魂（亦即人的感性生命），对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文精神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在英文里，physical education（身体教育）、physical culture（身体文化）、physical training（身体锻炼）三位一体，三者都以身体为对象。就其原始意义而言，三个词都包含了通过外力作用，引导出个人能力并使其获得充分发挥。这里的“能力”是指身体的力量、速度和技术，核心是“力”。

　　著名艺术哲学家丹纳指出，在古希腊，体力与矫健往往成为一邦的光荣，“希腊人把肉体的完美看作神明的特征”，他们强健的体魄和“表现力量、健康和活泼的形态与姿势”，向世人展现阳刚之美和力的诗性韵律。尚武的斯巴达精神在锻造强壮体质的同时，也陶冶出坚忍不拔的战士品格。文艺复兴时期，理想的人格“首先是天然的人体，就是健康、活泼、强壮的人体”。⑥从《掷铁饼者》、《大卫》到《思想者》等雕塑作品中，那“力”的线条、“力”的运动、突起的肌体“力块”，无不蕴涵着以力为本的生命哲学，而最能再现这种生命力量的便是对抗激烈的竞技体育。

　　西方文化哲学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冲突、竞争，在竞争和相互否定中达到新的平衡，最典型的便是黑格尔的正—反—合的辩证法。西方竞技体育充分体现了这种文化精神，约翰·安德鲁斯把广义体育比作一个三角形，高居于三角形顶端的是High Athletic Sport（高水平竞技运动）⑦。“竞”无疑是体育运动的精髓，它首先是一种身体力量的外在较量，所有智力、心理的因素只有通过外在身体的运动方得以体现；其次，竞争要求力量、速度、技巧、耐力的极度发挥，有时甚至超过生命载体的极限。可见，“竞”是生命之“力”的外化，力与力两极之间通过对抗、冲突和竞争，直观地再现生命本质。

　　在体育运动中，怯懦、妥协、退让无异于亵渎体育道德，只要符合“费厄泼赖”（Fair play）的公平规则，竞争对抗越激烈，生命潜能发挥越大，就越能体现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较之工于心计的气功招式，“费厄泼赖”的“野蛮”体育更符合文明精义。在“物竞天择”的生命进化观看来，强者的和谐必须通过激烈的对抗和竞争才能产生，即便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如果说气功养生是“气”在静态和谐中延续生命，那么竞技体育则是“力”在动态对抗中锤炼生命。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极少数绝圣弃智、隐居山林的隐士，养生术发达的古代中国并未带来大众寿期延长和身体体质的改善；主张创造生命辉煌的西方体育文化，却由于大众参与的普遍性和可操作性，使生命质量和生存期限逐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