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话语与家国观念(3)
辛亥革命网 2011-05-20 00:00 来源：民革中央 作者：赵立彬 查看：
要建立现代的人民对于国家的责任感，则不外乎从教育和组织方面着手。“家教而族约以为一家”，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孙中山“欣然嘉许”为阚氏族谱作序，正是看到了族谱在这两个方面的功能。从消极方面说，家族的存在弥补了传统政治无法将人民合为一体的缺失；从积极方面说，通过家族的励志合群功能，可以引导向使“国与民相系而不离”的现代社会体系。孙中山说：“励志、合群二事，吾民族首要之方针也。今诸君一心以改良风俗为任，注重教育，组合群力，皆为民治最优厚根柢。又能守其祖先发愤自雄、百折不挠之心志，以出而效力于国家，则将来阚氏之立功业于宇内、著勋绩于史册者，必能接踵而起，为世钦仰。”[注24]
4.从家族到国族
孙中山寄厚望于家族，实际着眼于国族（民族）。孙中山期待通过家族的革新、宗族的团结，奠定国族的基础。早在1912年推翻清廷后，孙中山回到广州，参加孙氏宗族欢迎会，就提出由家族而国族的主张，指出“自人民繁衍，而姓氏生；姓氏生，而家族之见重，由是家族以起。然此家族亦甚好，合无数之家族即成为国家。”[注25]在两篇族谱序言撰写之前，孙中山恰有在政治斗争高低潮的间隙潜心于理论创制的一段经历，对这些问题续有思考。孙中山借中国古典所表达的理想中的“世之极治”，是“天下一家，则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这种人类大同的境界，首要以中国民族具备可与世界各民族进化同程的资格。而从家族、宗族到国族，是从现实出发构建国族精神的有效路径。传统家族观念中的“亲亲”，可以作为从家族到国族、并进而到世界大同的道德起点。在《五修詹氏宗谱序》中孙中山说：“是故积民族之亲，则一人类之非敌也；积家族之亲，则一国—民族之非敌也。余稽詹氏先代时，有人能为天下之人尽瘁，今兹家乘之作，其将于是萃族人谋所以光大先烈者，而姑以亲亲之事为之蒿矢也。其进而革民族相食之陋也，将惟是；其益进而树天下一家之基也，将亦惟是。”[注26]
家族、宗族的发展方向，不是回复传统，而是在现代社会环境中，成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很坚固很普遍的中间社会”，如是则不但避免国民与国家相背离的一盘散沙局面，反而较西方社会更有优势。在其后的《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篇章中，孙中山说：“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注27]
因而孙中山主张“用宗族的作基础，来作扩充国族的工夫”，“把各姓的宗族团体先联合起来，更由宗族团体结合成一个民族的大团体。”[注28]
四.
政治背景的变化往往对于族谱的撰修产生显著影响。但民国建立与明清鼎替所造成的状况差异甚大。清代建政后，十分注意民间反清思想，对民间修谱颇有戒备，导致清人修谱时更加注意体例、书例与文字，以免犯忌，而传统观念的核心内容并未变化。民国建立，因时代本身已有迥异于甚至反对传统的特征，而政治上亦没有对家族修谱的约束和高压，因而修谱过程中发生的新变化，不同于一般的改朝换代。从本文讨论的两篇族谱序言看，此类变化已不免现代性的影响，可见近代社会转型在族谱中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