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民权理念与辛亥革命(3)

       有的前辈学者认为：“兴中会、同盟会与初建国民党时，孙中山都特别重视按照自由、平等的民主制原则来从事党自身的建设。”（24）若揆诸史实，可知作为近代民主革命先驱的孙中山不仅对一般民众的基本人权还重视不够，而且对革命的先锋同盟会会员的个人权利也考虑未周，值得注意。适当地回顾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孙黄关系、孙章关系的波折与同盟会分裂之起因，不仅有助于总结孙中山与革命党人的成败得失，而且有助于考量孙中山本人的民主素质。

       同盟会不同于以往任何秘密会社之处，主要在于它具有比较系统的革命纲领，试图以崭新的共和制取代传统的帝王之制，为自身由革命党向政党政治时期的政党（或执政党）之转变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前景。惟其如此，即便是在艰苦异常的反清革命运动发动时期，作为革命党的同盟会及其领袖与全体会员自身的民主训练与民权表达就显得十分重要，其意义当较集思广益的群众路线来得深远。

       平心而论，孙中山等对此未予足够的重视。《中国同盟会总章》虽对会员“实行本会宗旨、扩充势力、介绍同志之责任”等应尽的义务方面有较多的规定，但会员应享之权利，则只有选举权一项（包括会员在会中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况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关于会员选举权之行使亦并未制度化。例如，章程规定：本会总理“由全体投票公举”，“四年更选一次”，而自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迄至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其间凡7个年头，总理人选一直未曾按“四年更选一次”的规定“投票公举”。即便是在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的总理一职也不完全是“投票公举”的结果，而是先由黄兴提议，然后由与会人员举手通过。尽管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已是众望所归，即使“投票公举”，他也完全有可能当选为总理，然而，实质的合理性并不能完全取代形式的合理性。以民权政治为奋斗目标的同盟会一开始就不是严格按照有助于实现民权政治的有关民主程序和手段来开展活动，对同盟会全体会员进行基本的民主训练，它有可能使领导者助长其个人优越感，难以提供必要的组织约束（25）。

       近年来，许多学者都注意到1914年孙中山筹建中华革命党（26）时要求黄兴等“绝对服从”自己的粗暴态度，一致认为与同盟会时期相比，孙中山的做法是大大地倒退了。其实，即便是在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对黄兴等人的尊重与相处似亦易遭物议。

       同盟会创建未满两年，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之间的关系就出现裂缝。首先是为了国旗式样问题，孙中山事先未与黄兴等通气，事后又听不进黄兴的意见，出言不慎，激动地说“欲毁之，先摈仆可也”（27）。紧接着是围绕经费存留问题，由于孙中山事先不曾公开同盟会的收支情况，连接管《民报》的章太炎都不清楚，自然是“一般人员也不了解”（28），章太炎与孙中山之间闹得不可收拾。先是章太炎向孙中山发难，要求改选总理，建议由黄兴取而代之；孙中山对章也毫不示弱，乃至小事化大，互为仇敌。

       孙黄之争与孙章之争既体现黄兴的宽厚与章太炎等人的偏狭，也暴露了孙中山那不大习惯于听取意见、容易冲动和偏激起来就不大顾及全局的毛病。作为同盟会的一会之首，尤其作为民权革命运动的发起者，这应当说是非同小可的毛病。汇聚在孙中山周围的多属服膺于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自由平等理念、追求个性发展的年轻学子，而不是沉湎于服从意识、崇拜权威的旧式农家子弟或会党中人。孙中山虽不难使宽以待人的黄兴表示退让和服从，但要团结和领导好章太炎以及宋教仁、谭人凤、陶成章、焦达峰等同样个性较强、有时也容易偏激的革命骨干，充分调动多数革命者的积极性，携手完成近代民主革命之大业，就不大容易了（30）。孙中山等人固然已避免了洪、杨式的内讧，但没有避免同盟会的涣散。黄兴力拒章太炎等人的改选建议，力求“免陷兴于不义”（31）的儒雅之举固然对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与革命声望具有举足轻重之成效，但不曾从根本上扭转同盟会组织一盘散沙的局面。自从孙章之争发生后，同盟会组织就已开始形同虚设，孙、章等人都在自谋发展。个中局面，严重地影响了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党人同袁世凯、黎元洪等旧式官僚作斗争的政治力量。宋教仁在起草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时，还写上“会员得于法律范围内，保持身体、财产、职业、居住、信仰之自由”之类条款，似乎显得有些不得要领，但一句“会员皆一律平等” （32），显系针对1905年的同盟会章程不曾对会员的个人权利有所涉猎，以及同盟会内部的民主风气不够而发，其直接批评与改进之意图实可想见，远比一句近乎抽象的“四万万人一切平等”来得具体和真切。

       四、余论

       同盟会是清朝统治者所要全力打击的革命党，而不是政党政治中具有公开与合法身份的政党。革命斗争往往以革命者鲜血和生命为代价，非同寻常，革命的形势又常常瞬息万变，还要随时提防革命的叛徒或间谍出现。为了确保革命活动的效率与安全，既需要高度集中，树立革命领导者的权威，也需要用铁的纪律约束革命者，某些重要决策也无须经过革命群体坐而论道式地充分讨论，以免弄得沸沸扬扬，事机先露。但这并不等于说革命领袖可以包办革命，适当的民主协商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

       孙中山所创立的同盟会原本就凝聚与依靠着一大批饱经西方民主思想洗礼的留学生或国内新式知识群体，个性与意气同他们的反清革命斗志紧密相连。即便只是为着调动多数志士的革命积极性，亦应适当尊重他们的权利与意见。何况，由于同盟会的历史使命所致，适当营造同盟会内部的民主气氛，培育会员自身的民主素质，为即将胜利时的政党政治作准备，都是必要的。正是在这方面，身为同盟会一会之首的孙中山似嫌注意不够。如果说中国文化的最大缺失是个性不被发现，那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与辛亥革命似有重复或默认这一缺失之嫌，这大概是孙中山为首的一代民主革命先驱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