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划与奠基：孙中山对广州国民政府组建的历史

　　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后于1917年、1921年和1923年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为再造共和制度而奋斗，对此学人已有相关研究。但是，对于孙中山与1925年建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亦称广州国民政府）的关系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无专文论述。①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3个多月后即同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才正式成立，两者之间的联系似乎不大。然而，通过史实梳理我们会发现，孙中山虽然直至临终之时也未能实现建立广州国民政府的夙愿，但是他在大元帅大本营政府时期为谋划组建广州国民政府进行了艰辛不懈的努力，为后来广州国民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理论基础。本文兹就这一问题略加论述。

　　一、奠定物质基础，大元帅大本营政府成为广州国民政府的雏形

　　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非常重视革命政权的建设。辛亥革命失败后，从1917年至1925年，孙中山曾先后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即：1917年至1918年，在广州组建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中华民国军政府（亦称护法军政府）；1921年至1922年，在广州成立以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亦称广州“正式政府”）；1923年至1925年，在广州建立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政府（亦称大元帅政府）。

　　1923年3月2日至1925年6月30日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政府，是后来广州国民政府的雏形，1925年7月1日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就是在大元帅大本营政府的基础上直接改组建立起来的。

　　1923年2月，孙中山从上海返回广东。同年3月2日，在广州正式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这是一个以军事机关形态出现的特殊政权。孙中山为何没有以复任非常大总统的身份建立正式名义的政府，而用大元帅的名号建立大本营呢?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与自己倡导兵工政策谋和平统一的政治谋略相适应，便于与国内各方实力派虚与委蛇而争取独立经营广东根据地的机会。二是他已经放弃了护法的旗帜，不再拿护法问题做功夫，因此政府的名义已无关紧要。三是考虑到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的三角同盟关系，顾忌因总统或政府名义的敏感问题会导致合作破裂。[1]（P13-14）于是，孙中山回粤之初，为表示“和平统一”的诚意，信守“不遽设政府”的诺言，没有复任非常大总统，而是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就任大元帅职。[2]（P57）大元帅大本营的机构主要有：内政部、财政部、军政部、建设部、外交部、海军部、参谋部、大理院、秘书处、参谋处、参军处、法制局、审计局等。从这种建制结构系统可见大元帅大本营尽管冠以单纯军事指挥机构的名称，但是仍然具有政府的性质，是孙中山组建的军政合一的政权机构。“大元帅大本营是大元帅的军事行营，又是具有内政外交职能的政权机关”，“对内行使政府职权，对外必要时也称政府，而形式上又不露政府痕迹。”[1]（P14、17）

　　但是，在大元帅大本营政府期间，孙中山为谋划组建正式政府（即后来的广州国民政府）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奠基工作。其一，开展军事斗争，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如1923年4月至7月，取得了讨伐沈鸿英战争的胜利；1923年5月至1924年9月，多次进行了讨伐陈炯明叛军的战争；1924年10月，一举粉碎了广东商团的武装叛乱，解除了大元帅大本营政府的心腹之患；1925年2月至4月，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将陈炯明的军队逐出了东江。这些军事斗争终于使广东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得以巩固和发展。其二，实行国共合作，促进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大元帅大本营政府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色彩日益鲜明，其对外政策逐渐从寄望于列强转向加快联俄的步伐，并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争取“关余”的外交斗争；其对内政策逐渐从依赖于军阀转向加快国共合作的步伐，实行联共扶助农工、反对军阀的政策。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从此，中国国民党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不仅以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形式，而且又以各革命阶级联盟的组织形式，以及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充当了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3]（P209）其三，创办黄埔军校，建立革命军队。1924年5月，大元帅大本营政府在苏联和中共的直接帮助下创办了黄埔军校。1925年4月，又以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为基础建立了国民党党军。党军的建立是国民党组建新型革命军队的开端。其四，保护和发展工农运动，巩固革命政权的基础。国民党“一大”后，大元帅大本营政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扶助和发展工农运动，国民党中央成立了工人部、农民部，直接领导工农运动。国民党中央还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大批农民运动骨干。大元帅大本营政府还在1924年相继颁布了《工会条例》及支持农民运动的宣言，批准了《农民协会章程》，使广东工农运动迅速兴起和发展，并成为全国工农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心。

　　上述可见，孙中山在大元帅大本营政府的政权建设、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黄埔军校和党军的创建、工农运动的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艰辛不懈的努力。这些为后来广州国民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大元帅大本营政府得以成为广州国民政府直接改组建立的政权载体。

　　二、奠定理论基础，规划确立了广州国民政府的政制原则

　　大元帅大本营政府期间，孙中山还为奠定广州国民政府的理论基础而殚精竭虑，大体上规划确立了后来广州国民政府的一系列政制原则。这些政制原则主要有五项。

　　第一，用三民主义指导建国的原则。孙中山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规定：“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即“建设之首要在民生”、“其次为民权”、“其三为民族”。[4]（P126-127）

　　第二，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原则。在政党与国家、政党与政权的关系问题上，孙中山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强调政党不仅是改造国家的领导力量，而且是创建国家政权、掌握国家政权的中枢，提出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原则。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要改造国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功的。”[5]（P96-97）同日，孙中山又在《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中指出：“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他。”[6]（P103-104）国民党“一大”宣言更明确强调：“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7]（P122）为了加强国民党对大元帅府的领导和监督，孙中山于1924年7月11日设立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并亲任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是国民党的最高政治机关，隶属于国民党中央，代表国民党中央指导政府处理一切政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