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效法欧美模式革命中的独特性创造

　　一、效法欧美模式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1840年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千古之奇变，老大的中华封建帝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空前的民族危机，在西方列强的枪炮血火之下被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出路何在？这就是：在抵抗西方侵略的同时，必须向强大的、先进的西方学习!向西方寻求真理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趋势。孙中山突破了他的前辈们那种寻求良策修补清王朝这只破船的作法，毅然高举起效法欧美实行共和革命救中国的旗帜。“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只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可以做榜样。①在中国要用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主要源头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他自少年起就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洗礼，并长期在海外活动，“到武昌起义以前，大概绕过了地球六七周”，足迹遍及欧美。②这种经历为他学习西方、迎合世界潮流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遂成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主要渊源，他对此曾多次表明：“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也是由欧美传进来的”，③吾“常作欧、美之游历，而经验与智识日进”，“且知文明来自西方，无论立宪主义、自由主义，皆借取于英法义（意）美诸国”。④1905年，他在东京的一次演说中，着重强调中国必须“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并呼吁“我们为志士的，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⑤孙中山革命思想体系的主体依然是来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是竭力“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的结果。⑥他经常解释三民主义的口号与法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三个口号是相通的，多次阐述美国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观念就是他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基本上是仿效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模式。他从主张“创立合众政府”到“创立民国”；从提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到宣布中华民国公民一律平等；从要求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制定宪法人人共守，到规定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等等，无一不是欧美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度的仿效。正如他后来所指出的：“我们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欧美。”⑦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西方国家虽然显露一些弊端但仍如日中天，社会主义还未从理论转化为客观现实之时，孙中山把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模式作为现成的参照系，是很自然的，也是最革命、最先进的。

　　二、效法欧美模式革命中的独特性创造

　　诚如上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主要渊源、革命思想体系的主体以及革命的模式，都来源于或师法于欧美。但是，孙中山在仿效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模式的实践中，既学习西方又不照搬西方，而是超越西方，具有他自己的独特性创造，开创有中国特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

　　孙中山曾对自己革命思想的形成做过如下表述：“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⑧那么，其独创性有哪些表现呢？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三民主义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同时并举具有独创性，孙中山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民族的民主的社会的共和国以超越西方民族民主共和国的宏伟构想。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既对西方革命敬佩和向往又对西方社会进行批判的产物，是既致力于资本主义发展又想避免资本主义弊端的产物。十九世纪末，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资本主义的弊端日渐严重，贫富不均，劳资之间斗争激烈，社会革命兴起，“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⑨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个趋势引起孙中山的警惕，认识到仅仅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是不够的。那么如何既取法西方又避免西方各种弊端以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发生呢？于是提出了以“平均地权”为重要内容的民生主义，从而形成了他独创的把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三民主义。后来，孙中山在追述三民主义的形成时指出：在伦敦脱险后两年之中，对欧美诸国实地考察，“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⑩

　　当时世界上正奔腾激荡着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股革命潮流。孙中山鉴于欧美列强虽臻富强，但“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深感不能“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而须“睹其祸害于未萌”，“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使欧美“且瞠乎后”11。这说明孙中山所要进行的革命，已不只是一般的民族革命或民主革命，而是包含着某种社会革命的内容。于是孙中山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民族的民主的社会的共和国，来超越当时西方的民族民主共和国的宏伟构想。1906年他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决是欧美所不能及的。”将来的中华民国“是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12

　　第二，孙中山对资本主义不满和对社会主义同情的民生主义的提出，表明了他的思想学说在某些方面以主观社会主义的形式超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限制，具有超前性和独创性。